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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忠实的艺术

作者

张兴海

年4月1日，春光和煦，杨柳依依，《白鹿原》开笔了。在西安市东北方向的灞桥区白鹿原北坡根下的西蒋村，四十六岁的陈忠实在祖居宅基地上新盖的房子的10多平米的写作间，坐在乡村木匠割制的沙发上，面对一张圆形餐桌，沉静地抽了一根“黑杠子”（雪茄），喝了两杯浓绿的陕青酽茶后，把一个16开大的硬皮笔记本在膝上打开，写下了“锅锅儿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里娶了七房女人”。自此，他上了原。“古老的白鹿原静静地伫立在关中大地上，它已伫立了数千载……夏雨、冬雪、春种、秋收、传宗接代、敬天祭祖、宗祠里缭绕着仁义的香火、村巷里弥漫着古朴的乡风，这情调多么像缓缓转动的水磨，沉重而且悠久。可是，突然间，一只掀天揭地的手，乐队指挥似的奋力一挥，这块土地上所有的生灵全都动了起来，呼号、挣扎、冲突，碰撞、交叉、起落，诉不尽的恩恩怨怨、死死生生，整个白鹿原犹如一鼎沸锅。”（雷达语）这只“掀天揭地的手”，既是指社会政治时代变幻莫测的风云，又是指作者陈忠实高明的艺术之手。至今，毫无疑意，《白鹿原》已经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拔地而起的艺术高峰”（何启治语），好评如潮。在陈忠实逝世后，随着电视剧《白鹿原》的热播，关于该书的议论和评论文章更是汗牛充栋。可是，从艺术的角度探索这只“艺术之手”，以艺术的眼光解析其中的奥秘所在，似乎还少有文章企及。也就是说，关于陈忠实的艺术，或者说，关于艺术家的陈忠实，目光对准他的艺术追求、艺术品格、艺术创造、艺术贡献和艺术人生，应该有这样的深入的解析了。其实，陈忠实早就重视了作品的艺术追求，他深知，高明的作家，其实就是高明的艺术家。他在《我的文学生涯》一文中，谈到自己作为为作家所经历的观察、感受、痛苦、寂寞、忘我、幸福、苦闷的心理变化过程，说明对艺术的探索是复杂的，反复的，毕生的。“我不禁反问自己，艺术，艺术，艺术的含义到底是什么？从最初接触文学的时候起，我就接触了艺术这个名词。几十年来，除了教科书上对艺术下的定义之外，我对艺术毕竟有了一点亲身的感知。我觉得，艺术就是自己对已经意识到的现实和历史内容所选择的最恰当的表现形式。创作实践的不断丰富，实际应该是不断地一层一层地撕开颇神秘的艺术女神的外衣的过程。真诚的作家，应该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去揭示艺术的神秘色彩，而不应该哗众取宠，给已经披上的够多的神秘色彩的艺术宫殿再增添哪怕是一分虚幻的神秘色彩。”不难看出，他对于艺术的重要性的强调，对艺术真谛的探究的执着，早就成竹在胸了。诚然，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是相互关联，水乳交融，密不可分的。一个成熟的作家必然是成熟的思想家和成熟的艺术家。虽然对于作家来说思想能力和艺术功力之间的关系不能截然分开，但是我认为，艺术性对于作为艺术品的文学来说，它具有本体性的重要。文学作品首先要有艺术的支撑，艺术的展示，艺术的魅力，才能成为文学作品。文学艺术门类不论是哪种形式，首先是作为艺术品而区别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文学，就像书法、美术、音乐、戏曲等形式一样，它的面目一出现，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它作为艺术品的特质，一上手就感染了人，它散发的气息、气象、魅惑力、魔幻力，将人牢牢吸引。我有时联想到悦耳的歌曲，觉得一首完整的歌曲，文字的歌词犹如思想性，音符的曲调犹如艺术性，歌词明白告诉了歌曲的思想旨意，曲调的旋律则显出了艺术的张力、魅力和穿透力。我们被一首动听的歌曲吸引，首先是为它的音调迷恋，心灵为之一震的，首先是乐曲音调弥散的魅力。有些歌曲，尽管歌词已经过时，但是曲调的魅力不减，依然具有流传的可能。对于艺术的探索和追求，作为陈忠实的同时代作者（他比我年长四岁），我深知以往那个时代他和我共同经历的事情。他所说的“剥离”，正是那个时代青年文学作者共同面临的问题。年前后，巧了，我和他有一篇题目相同的短篇小说《桥》，发表在同一个刊物《延河》上，都写的是改革开放后，乡间小河出现了聪明人新搭的简易桥，过桥收费是他的目的。对于这种作法，可以说是合理的，也可以说是不合理的。见钱眼开，见利忘义，是作家的思想着力点。我和他“撞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