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雪岩做人经商智慧》
胡雪岩是晚清时期中国最具传奇色彩的商界人物，他白手起家，由商而官，由官而商，叱咤商界，游刃官场，富甲天下，被鲁迅称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位商人”。胡雪岩是中国商业历史上唯一一个被后人成立专门研究会研究的著名商人，其经商智慧一直被誉为商界的“孙子兵法”。本书对胡雪岩的经商与做人理念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内容包括人品、眼光、机会、胆识、信誉、用人、营销、品牌、风险、危机、变通、发展、人际、处世、投资、时局、规则、善行等方面，以极具说服力的真实案例，全面地展现了他深谋远虑的经商经验和处处受人欢迎的做人技巧，非常值得如今国内有志于商界的读者学习和借鉴。
人可役物，但不可为物所役
一名成功的商人，要想体验一种深刻而持久的人生乐趣，并不在于占有大量钱财本身，而在于凭着自己的眼光和才能实现财富增值之道。在钱生钱的过程中，获得对自我能力、素质、智慧、才干的确证，这才是赚钱的真正动力。胡雪岩就明确地告诉别人：“我喜欢钱多，而且是越多越好。”
一个人在一些特定的时刻，特别是在危机到来的时刻，能不能真正将贪婪心丢开，关键还是要看一个人是否能真正做到不为物所役。
胡雪岩为解运漕米的事情往返杭州、上海，后来送王有龄到湖州赴任，租用的都是阿珠家的船。几次促膝交谈，胡雪岩被阿珠一家的质朴、纯良深深感染，特别是与阿珠姑娘慢慢建立起一种微妙的情感。为了答谢阿珠家对自己的悉心照顾，同时也是为了让阿珠姑娘高兴，胡雪岩送给阿珠一个首饰盒，盒内虽只有简简单单一瓶香水、一个八音盒、一个象牙箅子、一只手表，但对阿珠姑娘这样一个船家女来说，已经就是百宝箱了，惊喜之下也很为收藏这只首饰盒费了一番心思，带在身上不方便，放在自己的睡舱里怕被父母发现，藏在客舱里还怕别的租船客人顺手牵羊。在这样一条小小的客船上，她真不知道收藏在哪里才妥当安全。胡雪岩很怕自己送给她礼物让她丢不开，反倒害了她，于是对她说：“人可役物，不可为物所役。心爱之物固然要当心被窃，但为了怕被窃而不敢拿出来用，甚至时时忧虑、处处小心，这就是为物所役，倒不如无此一物。”
胡雪岩这一番很富哲理的妙论，其实可以看作是他自己对于物我关系认识的一种总结。胡雪岩作为一个商人虽然只知道“铜钱眼里翻跟斗”，但他自己似乎从来没被钱眼“卡”住过，也确实是不为物所役。对他来说，做生意赚钱是一种乐趣，其意义不在于钱本身，而是在赚钱过程中的一种享受，而对钱本身，许多时候他倒似乎一文不当二文的。他自己就说过，他有了钱绝不糊在墙上看着过瘾，而是要用出去。
这给人的启发是，正是胡雪岩这样一个“不为物所役”的人，却在赚钱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与物的关系，实在是千百年来最困扰人的一个问题。一方面，人类生存确实离不开外物，外物并不是你可以随意地要和不要的，人必须凭借外物才能生存。另一方面，人又确实不能为物所役，譬如钱是人造的，它充其量只是一种媒介，人们需要通过它实现物物交换，满足自己的需要。在商言商，这是商界通行的一条准则。言商即是言利，也就是言钱。因此，言利言钱，大约可以作为所有商人的一个共同特征。从这个层次上看，商人有自己的价值标准。优秀的商人也是最能体会钱财的作用、最善于“铜钱眼里翻跟斗”的人。
商人的日常事务，就是去思考怎样赚钱，而且是如何大笔地赚钱，因此，商人也应该比一般人更喜欢钱。
胡雪岩作为一名商人，能把物我关系看得这么通透，不愧为一个优秀的商人。
不过，正是商人这种与钱财天然的不可分离的联系，决定了一个优秀的商人更必须是一个能够正确处理好自身与外物之间的关系，真正能将钱财看作是身外之物的人。说到底，大量赚取钱财并不是最终的目的，做一个成功商人的意义，自然常常直接体现在能赚钱、赚大钱所带来的乐趣上。
从胡雪岩处理物我关系的原则中，我们可以看出一个成功商人的真正乐趣——自由地驾驭外物，将钱财用之于正道，凭借自己的才能智慧赚取钱财，去助人成就好事。
佛家有云：钱财乃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得之正道，所得便可喜，用之正道，钱财便助人成就好事。
假如做了守财奴，一个小钱也看得如性命，甚至为了钱财忘了义理，为一得一失不惜毁了容颜丢掉性命，那也就是为物所役，那“倒不如无此一物”了。历代圣贤都谆谆告诫后人，可以留意于物，但不能流连于物，更不能为物所役。
为人不可不读书
胡雪岩曾当着朋友嵇鹤龄，心悦诚服地说过一句心里话：“为人真是不可不读书。”他之所以有这种感触，有两个原因。
一是他早年读书无望，只认识一些常用字。虽然他结识了很多读书人做朋友，可还是因为读书太少而难以跟他们做畅快而文雅的交流，甚至时常听不懂他们说的话，只能靠自己的想像去猜，这就会闹出笑话，因此他经常在这些读书人朋友面前感觉脸上发烫，很没面子。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由于胡雪岩与朋友，如嵇鹤龄、裘丰言等人交谈时，确实感到这些人因为知书达理而具有不同于一般人的见识，让他不得不心生佩服。例如，他每次跟嵇鹤龄长谈都会感觉深有所得，与跟郁四、尤五等江湖朋友在一块时的感受大不一样。胡雪岩的许多商业谋略都来源于这些读书人朋友所讲知识的启示。
因此，胡雪岩是从心里佩服、羡慕这些读书人的，并大发感慨：“为人真是不可不读书。”所以，在他生意发达后，闲时也经常看看“四书”，读读《史记》和《唐诗三百首》之类，收藏一些文物字画及文房四宝，这也不全是有钱、有闲之后的附庸风雅，而是打心眼里喜欢。
如果论赚钱的手段、世事的洞明及人情的练达，胡雪岩的那些朋友应该说没有一个能跟他比。就胡雪岩这样一个能看穿人情世故及赚钱门道，在生意场上取得巨大成功的商人而言，居然也会从心底感慨“为人真是不可不读书”，确实值得人们深思。
事实上，读书确实是人求知益智的重要途径。书是人类文化智慧的宝库，是人生必不可缺的向导与伴侣。从读书中得来的学问不但能够开发人的潜能，培养人的智慧，也可以造就人举止得体的风度。即便从做生意的角度来讲，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例如，在谈判桌上，没人会愿意与那些胸无点墨、言谈粗鲁、开口只认银子的人打太多的交道。所以，即便是生意人，也不能认为只知人情世故、懂得赚钱的手段就足够了。为人不可不读书，生意人同样也要读书。
生活中，一个人既不能不读书，同时更要记住去解读现实生活这部大书，要不断学习，才能与时俱进。不光一般人要懂得这一点，作为生意人，尤其是渴望有大成就的生意人，更加要懂得这一点。将读书和洞明世事、练达人情结合在一起，才能够造就敏锐的商业眼光，无坚不摧、无往不胜。
做事要有轻重缓急
如果做事没有轻重缓急，很多事平均用力，最后哪件事都无法做好。就像“驼子跌跟头——两头落空”，这肯定不是智者所为。胡雪岩做事就非常善于区分清轻重缓急，尽量避免“驼子跌跟斗”的发生。
一次，郁四的独生儿子阿虎暴病而亡，得知这个消息以后，胡雪岩马上在百忙之中赶到湖州，想去安慰一下老朋友郁四。到了以后才知道事情并非那么简单。原来，阿虎还有一个姐姐阿兰，阿兰年近30，本来就是一个很厉害的角色，再加上她的丈夫更是厉害——刑房书办之子，子承父业做了书办，这样的夫妇凑到一起，能制造出什么麻烦，也便可想而知了。阿兰见弟弟死了，娘家已无能够承续香火的人，便谋划着回娘家夺家产，整天在娘家闹腾。独生儿子暴死，郁四本来就痛不欲生，再加上女儿这一闹腾，更加万念俱灰，整日“孵”在家里，就连世袭户房书办的差事，也懒得再去做了。
郁四不仅和胡雪岩交情深厚，并且还是他在湖州做生丝生意及代理湖州府库的依靠。不管是从生意上来说，还是从个人感情来说，胡雪岩都不可能不管这桩“闲事”，他不能让郁四就此消沉下去。可是，对胡雪岩来讲，要管这桩闲事，的确又很困难，不是因为他没有能力，而是因为他没有时间。胡雪岩本打算在湖州待3天，那是因为他在上海、杭州方面的事情不能耽误。上海那边，生丝销“洋庄”正在商谈，买好的军火只等启运，很多具体操作上的事情需要他去拿主意；杭州那边，则主要是钱庄刚开业不久，虽然刘庆生人不错，可毕竟太年轻，有些事情无论怎样还得自己照应。很明显，要将郁四这桩闲事理明白，3天时间肯定不够。
但是郁四的事情于情于理都不能丢开不管；而杭州、上海的生意也不能耽误，这使得胡雪岩大伤脑筋，倘若处理不好，就会让所有事情“驼子跌跟斗——两头落空”。然而面对这一困难，胡雪岩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决定留下来，先帮郁四理好家事。
胡雪岩如此决定有三个理由。第一，郁四的事也是大事，相比而言，它要比上海、杭州两方面的事情还大，不单因为连着朋友的情分，并且还关系到湖州的生意。所以，它比其他事情都急，毕竟上海、杭州方面的生意已有大致的计划，运作上也基本有了大致的眉目。第二，这里的事情假如没有自己的运作，会很难圆满解决。而上海已有古应春、尤五处理；杭州有刘庆生照应，况且他们都有一定的能力，只要不出意外，基本上不会发生什么无法收拾的大事。第三，自己既然已经到了湖州，索性多花一点时间把这里的事情处理好。如果搁置下来，以后处理起来，多费周折不说，还有可能失去最佳时机，增添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因此胡雪岩留了下来，通过一番努力，将郁四的一个“旧相好”娶为继室，重建了一个新家，成功挫败了郁四前妻之女因郁四独子死后娘家后继无人而回娘家瓜分财产的阴谋。郁四重新成家后，心情格外舒畅，一切很快恢复了平静。
胡雪岩一生之中，都十分注意不让“驼子跌跟斗”的事发生，直到他面临彻底破产倒闭的最后时刻，他仍旧坚持这一重要原则。例如，在官府要查封他的家产时，太太想为他匿下部分财产，留作东山再起的资本，可胡雪岩坚决不同意。之所以这样，一是由于他“杭铁头”的性情使然，输要输得体面，绝不做亏心事；二是他绝不做“驼子跌跟斗”的傻事。
胡雪岩认为，采取这种手段给自己留下资本是可耻的，因为虽然留住了点资产，可名声却臭了，从此也就无法在生意场上混了，怎么还能东山再起呢？既无法东山再起，名声还坏了，这样“驼子跌跟斗”的事，倒不如留下一个好名。
想一下胡雪岩为避免“驼子跌跟斗”的思考，其实关键在于两点。
第一，当处于两难或者多难境遇时，要先分轻孰轻孰重，孰急孰缓。而做选择时，较轻的事情、可以缓缓的事情自然是先放一放。
第二，要行事果决，不可优柔寡断。尤其是在两件事情一时很难分出轻重缓急而又难以两全时，这一点特别重要，因为此时最易犹豫不决。事实上，仔细一想我们就会明白，反正两件事都重要，所以不管你做哪件事都是必需的，既然不能两全，倒不如索性放弃一件，全力做好另外一件，至少做成一件要比在犹豫不决中耽误两件事，或两件都做而一件都做不好要合适得多。
别让成事之果成为败事之因
纵观胡雪岩的一生，应该说是靠经营官场势力起家，却同样是毁于官场势力的竞争之中。可以说胡雪岩苦心经营的商业大厦主要是毁之于左宗棠与李鸿章的权力之争。
早先，左宗棠想在上海创办海防，而这与李鸿章在上海的利益发生了直接冲突。在此之前，左宗棠发展陆军，李鸿章专营海军，两个人各主一军，各自相安，尽管有嫌隙，但都从大局考虑，也只是内心有怨。而现在左宗棠居然染指海防，李鸿章自然心有不甘，决心和左宗棠斗一斗。
李鸿章明白，要打败左宗棠，就必须先搞垮胡雪岩，而胡雪岩又是不好搞垮的，这正是困难所在，所以他一直在等待机会。
后来，法国入侵越南，越南乃中国的邻国，法国此举，显然是得陇望蜀，意在中国。左宗棠受命援越抗法，来向胡雪岩借钱购买军火粮草。而此时胡雪岩的钱庄没有太多现银，但又无法拒绝左宗棠的要求。
恰好这时有许多有钱人来钱庄存钱，而且数额庞大。胡雪岩便发急电给左宗棠，同意借银万两。可问题正出在近日莫名进入的巨额存款上。就在钱庄挪空之时，那些近日存钱的储户纷纷来钱庄取款，这明显是李鸿章设下的圈套。且洋商也集体拒购胡雪岩价值几百万的生丝存货，如卖须按照他们的价格，可是洋商的出价几乎可使胡雪岩在这笔生丝上血本无归。他立即给左宗棠发电，要求其暂时停用那万两银子。可是左宗棠回电，银子已购买军火。此后，越来越多的主顾要求提款，其他地方也是提款者不断。
官府只得出面干涉。朝廷中，一些大臣纷纷上书皇上，说胡雪岩涉嫌欺诈。左宗棠力保胡雪岩，但各地储户也纷纷上书，状告胡雪岩。于是朝廷只得下旨查封胡雪岩的家产，并将胡雪岩的二品官衔免去。胡雪岩再也无力挽此局面，就这样，他的商业巨厦轰然倒塌。
在晚清时期，特殊的社会环境使商人不得不依赖官府。而官府政治上的斗争常常使商业的发展历经波折，没有官场的庇护，就不可能发展壮大，但是果真靠得太近，却又只能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胡雪岩就是很好的例子。
胡雪岩底层出身，又恰逢乱世，自己的人生价值如何得以实现？光靠精明与眼光独到是不够的。他曾冷静分析中国商人的地位、处境与前途，尤其了解中外政府对待商人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洋人重视商业，“做生意的是第一等人”，备受人们尊敬；而在中国，商人地位低下，只得屈居“士工农商”之末，且背着“无商不奸”之骂名。洋人官商一体，官府为商人解除顾虑，甚至不惜用军舰为其助威；中国却是官不恤商艰，重利盘剥，更别说保护商人利益。所以他明智地选择依附官府，也只有与官府搞好关系，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他坚持自己做生意的宗旨，就是“帮官军打胜仗，给官府帮忙就是给自己帮忙”，因为一旦天下大安，朝廷会回报有功之人，到那时“做生意处处方便”，“名至而实归”。
胡雪岩虽然具有第一等的眼光、第一等的头脑、第一等的经营策略，但在一个社会动荡不安、政治黑暗、官场腐败、矛盾突出的晚清乱世之下，一方面他为获得政治稳定而和官场紧密合作，不遗余力地为官府做事；另一方面他将乱世作为契机，呕心沥血、精心谋划、大发其财。胡雪岩经过千方百计的努力，先后与王有龄、左宗棠、何桂清、黄宗汉、德馨等大小官员搞好关系，使他在一定的时间内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然而，经济的繁荣发展最终还是要依靠政治的清明和社会的稳定。在国家衰败、主权丧失、官场黑暗的社会环境下，胡雪岩想以官府大员为依靠，谋求事业的继续发展，无异于与狼共舞、饮鸩止渴，而统治者欲壑难填，这只会加速其败亡的进程。
正如前面所说，胡雪岩虽依官府背景做生意，却绝不做奸商之事。即便是在与官场互为利用的过程中，也无不表现出一个商人难能可贵的优秀品质，顺境时如此，逆境时亦不改初衷。在自己面临破产、山穷水尽的时候，仍然竭尽全力支持左宗棠，使得自己越发艰难。以胡雪岩的精明，不可能察觉不到自己已身不由己地卷入左、李之争，更不可能看不到日渐颓唐的左宗棠渐失恩宠，在和朝廷新贵李鸿章的政治较量中已然落败，但是义气让他死心塌地维护左宗棠，自己却成了李党的眼中钉、肉中刺，必先除之而后快。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胡雪岩的“成事之果”，也正是其“败事之因”。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想成功不能光靠实力，还应当与国情相适应，幻想用温情与义气来维系官场关系、对抗资本列强的垄断是不明智的。让胡雪岩始料不及的是，他一生所忠心耿耿、殚精竭虑效力的晚清政府，不仅没对他的义气给予回报，反而因为政治的黑暗葬送了他的前程，这对他的义气，无疑是一个无比辛辣的嘲讽，更让他的失败显得悲凉而无奈，让人不禁为之扼腕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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