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喂，两对都进房了。房间号９２７、１２０８，还有一只野的，进了１７１３。”
“知道了。”我放下电话，马上穿上西服外套，提起书包，招呼正在看电视的方方，三步并作两步跑下楼。我那辆花四千元买来的旧“白茹”车停在街角的便道上。我们坐进车里，把汽车迅速地开上马路，直驶远处灯火辉煌的“燕都”大饭店。在饭店旁边的一条林荫道上，我把车停在一溜轿车的后边，下了车，“乒乓”关好门，快步加入一群刚从一辆大旅行车下来的日本游客中间，走进“燕都”饭店富丽堂皇的大厅。彬彬有礼地站在总服务台里的卫宁不易察觉地给我们使了个眼色：一切正常。我和方方走进盥洗室，打开皮包，拿出两套警服换上，走出盥洗室，沿安全楼梯爬上去。爬到第九层，我们都有点气喘吁吁，待呼吸均匀了，我们走向服务台，坐着的服务员抬头诧异地看我们。“我们是公安局的，请开９２７房间。”
服务员顺从地拎起一串钥匙领着我们走向长廊尽头的一间客房。“里边有客人。”服务员看到门上挂的“请勿打扰”的小牌，回头对我说。“知道，打开锁。”我命令道。
服务员扭开锁，站在一旁。“你回去吧。”方方粗鲁地挥手赶开服务员。服务员消逝在走廊的另一端，我和方方立即开门冲了进去……
我和方方带着亚红出来，皮包里塞着几千崭新的钞票，神情严肃地走过服务台，进了电梯间，方方和亚红忍不住笑起来。“你们笑什么，真他妈没劲。”我说着也忍不住笑了。我对亚红说，“你在下面酒吧等会儿，我们还得上去收拾１２层那小子。”我们把电梯开到底层，让亚红出去，又开上１２层。十五分钟后，我们换下警服带着另一个姑娘在酒吧找到亚红，一起喝了杯酒，亚红挽着方方先出去。我给总服务台的卫宁打了电话，告诉他事已办完，十七层那只野鸽让她舒舒服服睡一宿，早晨报警。我挽着另一个姑娘坦然走出饭店。方方已经把“白茹”发动了，我们一上车就开走了。
早晨，我被电话铃吵醒，睡在我旁边的亚红接了电话。告诉我，卫宁说那两个受到我们讹诈的倒霉蛋已经结了房钱走了，那只野鸽也被在大门等着的警察塞上车抓走了。亚红翻身又睡了。我却睡不着，一支接一支地抽起烟。阳光从厚重的窗帘后倾泄出来，我轻轻走到窗前，从窗帘缝隙看了会儿外面车水马龙、阳光明媚的街道，把窗帘拉严。我不喜欢晴朗的早晨，看到成千上万的人兴冲冲地去上班、上学，我就感到形孤影单。白天我没什么事可干，也没什么人等我，我的朋友们都在睡觉。我又抽了五支烟，看了看日历，然后穿衣服，洗脸刷牙，走出我住的这套公寓。我走过街角停放的“白茹”车，径直走向公共汽车站。尽管上班高峰已过，车内还是十分拥挤。一个坐着的中年男人下车，我刚要坐下，看到一个抱小孩的年轻妇女，便招呼她过来。“谢谢。”年轻妇女坐下后，又逗弄着小孩说，“谢谢叔叔。”
“谢谢叔叔。”
我冲小孩笑笑。小孩从衣兜里掏出一块彩纸包装的巧克力，剥开纸刚要往嘴里填，看我瞅着他，举起巧克力给我。
“不要，叔叔不吃。”
“吃吧，没事。”
“真的不吃，叔叔要下车了。”
我挤下车，沿街走了一站，到单位医务室要了张“三联单”，打电话约了一个医院替我抽了一管血。又在商业区的两个储蓄所把我昨晚挣的那笔钱分别用我去世父母的名字存了进去，然后去邮局给一个交钱即可注册入学、不须考试的函授大学汇了报名款和一年的学费。我报的专业是法律。办完这些事，我到一家人不太多的豪华餐厅吃午饭。这家餐厅菜做的十分讲究，我看着漂亮的图案喝了不少红酒，又吃了几个浇了巧克力汁的冰琪淋，下午才走出餐厅。在报亭买了当天所有的日报和晚报，坐在电报局等长途电话的排椅上细细浏览。黄昏时我给家里打了个电话，方方接的。我们聊了会儿，他正在和卫宁下围棋，卫宁一早就来了，他们下了一天棋，他四胜三和五负，晚上准备凑人搓麻将。我告诉他我晚点回去，就挂了电话。
暮春时节，树木草地都绿遍了，花丛怒放。我走进一个举办晚间音乐会的公园，在音乐亭前等退票。一个老人送了我一张，我又转送给一对只有一张票的青年伴侣，坚决不要他们加倍的票款。在高大、油漆剥落的廊柱间，我看到一个美丽少女坐在汉白玉石台上看书，悬在空中的两条长腿互相勾着脚，一翘一翘。她一手捧书，一手从放在身旁的一个袋袋中抓瓜子嗑，吐出的皮儿拢成一堆，嘴里哼着歌，间或翻一页书，悠闲自在，楚楚动人。我悄悄走到她身后，踮脚看那本使她入迷的书。是一本很深奥的文艺理论著作，我一目十行地看了一会儿，索然无味，正要转身走开，忽听女孩说：“看不懂吧。”她仰起脸，笑吟吟地望着我。我脸红了，感到不知所措，因为我还会脸红。片刻，我镇静下来，说：“就是学生，这会儿在公园看书也有点装模作样。”
“我在这儿坐了一下午了，你瞧，我看了多少。”
她快速地把看过的页数捻了一遍。我捏捏那厚厚的一叠，联想到书的内容，怀疑地问：“你看这么快？”
“我也看不懂呗，就看得快。”
我们都笑了。
“不看了。”女孩把书撂到一旁，“你有事吗？”她问我。
“没有。”我说：“没人约我。”
“聊聊？”
“聊聊。”我在她旁边坐下，她把瓜子袋推给我。我不太会嗑瓜子，嗑得皮瓤唾液一塌糊涂。
“瞧我。”女孩示范性地嗑了一个瓜子，洁白的贝齿一闪，我下意识地闭紧自己被烟熏得黑黄的牙齿。女孩倒没注意，晃悠着腿四处张望。
“你是哪个学校的？”我注意到她里面毛衣上别着一枚校徽。
女孩呲齿咬着瓜子看着我笑起来。
“这就叫‘套瓷’吧。”女孩说，“下边你该说自己是哪个学校的，我们两校
挨得如何近，没准天天都能碰见……”
“你看我像学生吗？”我说，“我是劳改释放犯，现在还靠敲诈勒索为生。”
“我才不管你是什么呢。”女孩笑着瞅着自己的脚尖，似乎那儿有什么好玩可笑的，“你是什么我都无所谓。”
我半天没说话，女孩也没说话，只是美滋滋地看着天边夕阳消逝后迅即黯淡下来，却又不失瑰丽的云彩：“那块云像马克思，那块像海盗，像吗，你说像吗？”
“你多大了？”
女孩倏地转过头看我，仔仔细细打量了我一遍：“你，过去没怎么跟女孩接触过吧。”
“没有。”我面不改色心不跳地骗她。
“我早看出来了，小男孩！刚才我看书时就看见你远远地，想过来搭讪又胆怯
，怕我臊你一顿是不是？”
“我和一百多个女的睡过觉。”
女孩放声笑起来，笑得那么肆无忌惮，那么开心。
“你笑起来，”我说：“跟个傻丫头似的。”
女孩一下不笑了，悻悻地白了我一眼：“我不说你，你也别说我了。实话告诉你，我已经谈了一年多恋爱了。”女孩又笑了，有几分得意。“是你的傻冒同学吧。”
“他才不傻呢，是学生会干部。”
“那还不傻？傻得已经没法练了。”
“哼，你这种只被爸爸妈妈吻过的小毛头也配说他。”
“我要是他，就敢跟你睡觉。”我微笑地说，“他敢吗？”
尽管天色已经很暗了，我也察觉得出女孩的脸绯红了：“他很尊重我。”
我哧笑：“嘁，尊重，别说了，咱甭说了。你也别装傻了。”
女孩闷了半天没吭声。我吹起口哨，叼起一支烟，把烟盒递给她，她摇摇头。
“又完了不是？”我取笑她，“敢在光天化日之下看书，不会抽烟，时髦半截。”
“你别来劲。”女孩不服地说，“给我一支！”
我把嘴上的烟给她，她抽了一口，“呼”地全吹了出去。我伸胳膊搭在她肩上，她哆嗦了一下，并没拒绝。我把她搂过来，她近在咫尺地看看我，拨拉掉我的胳膊，强笑着说：
“我有点儿信你和一百多个女人睡过觉了。”
“干吗有点信，就应该信。知道我外号叫什么吗？老枪！”
我听到收拾书的声音，恶意地笑着说：“我叫你害怕了。”
“才没有呢。”女孩站起来，“我只是该走了。”
“敢告诉我你叫什么，住哪儿吗？”
女孩跳下石台，亮晶晶的眼睛在黑暗中闪烁，笑着说：“啊哈！我还以为你能始终不同凡响，闹了半天，也落了俗套。”
“好，我俗。你走吧。哎，”我叫住她，“咱们要是再见了，就得算朋友了吧？”
“算朋友。”女孩笑着走了。
我笑眯眯地在石台上坐了一会儿，也跳下石台走了。
二
我和方方开着车在大街上兜风，看到路边有漂亮姑娘就把车靠过去嬉皮笑脸地搭讪，挨了白眼便哈哈大笑，在后面挖苦奚落人家一番。两个女孩子从一家食品店出来，捧着一纸袋果汁加应子，边说边笑边走边吃。方方把车开到她们身边停下，我摇下车窗叫她们：“嘿！”两个女孩子停下脚看我。
“不认识了。”我说。
“是你呀。”其中一个女孩子绽开笑容，“真巧，你干吗去？”
“找你。”我说，“那天分手后我一直挺想你。”
“哟，”女孩子笑着说，“脸皮真厚。”
“你认识他？”另一个女孩子小声问女伴。
“不认识。”和我一起在公园里聊过天的女孩子含笑看着我，“他自称是个老流氓。”
我们一齐笑了。我欠身推开后车门，对她们说：“上车吧，我带你们一段。”
两个女孩子钻进车里坐好，方方换挡驶上快车道。
“认识一下吧，我叫张明，他叫方方。”
方方回头冲两个女孩笑笑。和我有一面之交的女孩说：“她叫陈伟玲，我叫吴迪。”
“迪，噢，美好的意思。”
“是。”吴迪笑着点头。
“你们去哪儿？”
“前面拐弯那个礼堂。”
“什么电影？”方方不回头地问。
“不是电影，”吴迪说：“是‘五四青年读书演讲会’。”
“那是什么玩艺儿？”
“大概是她们学生搞的什么时髦东西。”方方撇撇嘴。
“你们是学文科的吧？”
“你怎么知道？”吴迪快活好奇地问。
“很简单，丑姑娘才去学理工。”
“诬蔑。”吴迪嗤嗤笑个不停，挺欣赏我的恭维，“我们是学英语的。”
“你们是干吗的，司机？”有着一双冷冷的大眼睛的陈伟玲问。
“我告诉过吴迪，劳改释放犯。”
吴迪笑，陈伟玲皱眉头，不屑地把脸扭向车窗外。看得出来，她不信我的话，认为我们至多是无所事事的花花公子，所以不屑一顾。
“他跟我说，”吴迪看着我笑着对陈伟玲说，“他和一百多个女的睡过觉。”
陈伟玲几乎是轻蔑地瞧我一眼。我知道她对我不会有好印象了，她和吴迪不是一路子人。不过我不在乎，我对她也不感兴趣。汽车停在那个礼堂前，很多男女学生仨一群、俩一伙地聚在门前台阶上说话，走来走去。我叫吴迪凑过头来，咬着耳朵小声说：“明天下午四点我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下等你好吗？”她光笑不置可否。方方试图跟陈伟玲聊聊，被她噎得直背气。
“你怕你朋友吃醋是吗？”
“他不管我和别人来往，他很开通。”
“那怕什么？”
“嗯，你也去听演讲会吧，散了会我再告你去不去。”
“我才不听这裤裆里拉胡琴的扯蛋呢，听他们的还不如听我的。”
“你要不听，我就不去！”
“你说去吗？”我问方方。
“去就去吧。”方方无所谓地说，“反正也没事，哪儿呆着不一样？”
“好，我们去。”我跟吴迪说，“你也得来。”
“到时候再说。”她笑着推开车门下去。陈伟玲问她，“他叫你去哪儿？”
“没叫我去哪儿，叫我找他们玩去。”
“你去呀？”陈伟玲严肃起来。
“我没说要去。”吴迪含糊其辞。
我和方方下了车，跟在吴迪和陈伟玲后面走进礼堂。她们俩碰见同学站住说话，我们俩先进去在边上找了两个座。一会儿，吴迪和陈伟玲走过来，我把旁边空座上的两个书包扔开，帮同学占座的一个女孩嘟嘟囔囔冲我们翻白眼。吴迪一坐下就给我们打预防针，说演讲如何如何好，如何有教育意义，能打动人的心灵，百听不厌。演讲会一开始，第一个女工一上台，我和方方就笑起来。演讲者工农兵学商都有，全部语调铿锵，手势丰富。也不乏声嘶力竭，青筋毕露者。内容嘛，也无非是教育青年人如何读书，如何爱国，是一些尽人皆知、各种通俗历史小册子都有的先哲故事，念几首“吼”派的诗，整个一个师傅教出的徒弟。等到一个潇洒的男大学生讲到青年人应该如何培育浇灌“爱情之花”时，我笑得几乎喘不过气来，已明显异于听众不时发出的会意的笑声。陈伟玲生气地瞪我，吴迪则开始用指甲悄悄却十分使劲地掐我。
“你们注意点。”陈伟玲不客气地说我，“自己没受过什么教育，就该好好听。”
“实话跟你说。”我也故意使人难堪地大声说，“我受这种教育的时候，你还是液体呢。”
陈伟玲气得满脸通红。吴迪又羞又不知怎么办好，为了回避四处投来的目光，装作什么事也没发生的样子，全神贯注地盯着台上演讲的人。
“瞧你那操行！”方方也辱骂陈伟玲，“还他妈受教育呢，胶鞋脑袋，长得跟教育似的。”
“走走，咱走。”我推方方，“甭跟她废话，挤兑起咱们来了。”
我跟方方走到休息室，点上烟，抽了两口，又嘻嘻笑起来。“嘿。”方方捅我，我一转身，见吴迪走进休息室，看到我们，怯怯地、红着脸走过来。
“你们生气了吧？”
“没有，这点事我们哪会生气，没生。”
“你那个同学太不客气了。”方方说。
“她被你们骂哭了。”吴迪看看我们说，“正在座位上哭呢。”
“你替我们跟她道个歉吧。”我说，“我们可不是成心想得罪她。她是你的好朋友吗？”
“还可以，同学呗，也不是什么特别好的朋友。”
“吴迪。”“嗳。”吴迪倏地转过身。那个演讲的男大学生笑着向我们走来。
“这是我朋友。”吴迪轻声给我们介绍说，看到我们眼中的笑意，脸绯红了。
“你们是吴迪的朋友？”那个小伙子热情地说，“演讲得不好，让你们笑话了。”
“哪里哪里，挺好挺好。”我客气地说。
“比前几个好。”连方方也有些过意不去。
“应付差使，准备得也不充分。”小伙子挺实在。
“韩劲。”很多人拥进休息室，一群男学生叫吴迪的男朋友。
“你们聊吧。”这个叫韩劲的小伙子匆匆走开。
“你朋友不错。”我欣赏地看着走到另一边去的小伙子。
“我知道，你们看不起他。”吴迪一脸沮丧，一脸委屈。
“哪儿的话，”我由衷地说：“我们胡说你别认真。我们敢看不起谁呀？劳动人民，粗鄙不堪。”
“得了吧，这会儿又踩乎起自己了。”吴迪斜了我一眼，嗔道。
“史老师。”吴迪和一个走过我们身边的三十多岁的男人打招呼。
“噢，吴迪。”那个三十多岁男人停住脚，笑着跟吴迪说话，看见我和方方，不笑了。
“史老师。”方方嘲讽地叫他。
史义德不自然地笑：“你好，张明，方方。”同我们握手。
“当老师了，人模狗样的。”我跟史义德开玩笑，“到底成了专职团干部，有志者，事竟成。”
我对愣愣地站在那儿、摸不着头脑的吴迪说：“我看是同学，都没念到毕业。他加强到校团委去了，我们哥儿俩是勒令退学。”
三
我坐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长长石阶上等吴迪。我也不知道她会不会来，爱来不来，反正今儿天气不错，暖风熏熏。天安门广场上很多老人和孩子在放风筝。蓝天上，凤凰伫立，老鹰翱翔，沙燕翩翩。最惹人注目的是一个老者放的数十米长的五彩大蜈蚣，悠然起伏，飘飘欲仙，引得广场上的中外游客个个翘首望天，拍手喝彩。西边人民大会堂前，国务院总理正在主持一个大国元首的欢迎仪式。礼炮声中，军装笔挺的军乐队手执金光闪闪的管号吹奏着两国国歌，两位国家首脑在侍从的陪伴下踏着红地毯检阅三军仪仗队。我看看手表，已经四点多了，站起身，走上纪念碑基座俯瞰广场。远远地，一个穿米色真丝绣花衬衫、蓝地白花蜡染土布短裙的女孩穿过人丛，急急跑来。她一直跑到纪念碑前花坛才站住，东张西望找人，目光扫过我也没停下。我也不叫她，耐心地看着她低头拨着腕上的手表，一步步慢慢走上纪念碑基座，走到我面前——猝然停下，才笑着开口：
“我倒要看看你到底看得见看不见我——我就那么不显眼？”
她光笑，瞅着我不说话。
“你晚到了十分钟。”
“没有！”她抬起自己纤细的手腕让我看她的表。
“别赖了。”我戳穿她，“我看着你拨的表针。”
她不好意思地嘻嘻笑。三军仪仗队执枪走分列式，两位国家首脑庄严地站在检阅台上。
“我以为你不一定来呢。”
“为什么？”
“我想史义德和陈伟玲一定不会饶我。”
她笑，看我一眼：“史义德倒没说你什么坏话。他说尽管你们当年关系并不融洽，可他一直认为你是个极聪明的人，就是有点自暴自弃。”
“陈伟玲呢？”
她无声地笑，不说话。
“说嘛。”
“不好听。”
“没关系，我还怕人骂吗？”
“她说你们是流氓、无赖、社会渣滓。你们也确实把她骂得太狠了。”
“叫没叫你别再理我们？”
“叫了。”
“那你还来。”
“噢，谁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呀！”
“成，不易。”
“那是。”
人民大会堂前的欢迎仪式已经结束，官员们和外宾乘着黑色豪华轿车，在摩托警察的开道下，鱼贯驶出。围观的人群慢慢散开。我和吴迪沿着前门东大街向崇文门方向走去。一开始还彼此保持一段距离，后来路上人多车多，不是被人流忽然隔开就是碰碰撞撞，她也就自然而然地挽上了我。我今天晚上没行动，可以和她消磨一晚上，说实话，我今晚唯一的目的就是勾搭上她。昨天下午我和方方听完演讲出来，在车里我就对方方说：
“那臭丫挺的简直不是女人，镶嵌体。”
“你说哪个，陈伟玲？”
“就是她。我看吴迪还不错，你说呢？”
“你和她约了一道？”
“耶斯。”
“有戏，老外一定着迷。”
“挺可爱的啊。就是太单纯，叫人不忍下手。”
“别恶心我了，就跟你第一次干这种事似的。”方方把车开得飞快，急促地转弯。
“一看就是从高中直接念大学的傻孩子。”我抽着烟评论说，“什么都新鲜，什么都想试试，往人家枪口上撞的年龄——你那套房子的钥匙给我。”
“我可事先警告你，我是个危险的、怀有不可告人目的的朋友。”
我们在一家很清静的餐厅吃饭，服务员上完菜就远远地退到一旁。我知道，同一个蔑视世俗看法、喜欢自己有独立见解的女孩子谈话，最好把自己说成一个坏蛋，这会使她觉得有趣甚至更抱好感。就如同拼命形容一个人如何丑，不堪入目——实际并不那么丑。她会细心地去找优点，而不是处处挑剔，去观察你的缺点。
“我贪财、好色、道德沦丧，每天晚上化装成警察去敲诈港商和外国人，是个漏网的刑事犯罪分子，你要报告警察可以立一大功。”
“我早看出来了。我就是便衣警察，来侦察你的。”
“你手提包里一定有个录音机了。”
“有。”
“那个人是不是你的同事？”我指一个垂手肃立、看着别处的服务员。
“是。”吴迪看看那个服务员，回过脸笑着说，“这儿到处都是我们的人。”
我们笑了一阵，聊起别的。吴迪问我：“昨天的读书演讲会你是不是觉得特恶劣？”
“那倒没有。”我喝了口酒说，“道理能牛成那样，也就不错了。”
“我看你昨天完全是一副轻蔑嘲笑的样子。”
“我只是觉得你们大学生喜好这套有点低级，想了解什么，自己找书看不就行了。而且这几位演讲者的教师爷口吻，我一听就腻。谁比谁傻多少？怎么读书，怎么恋爱，你他妈管着吗！自己包皮还没割，就教起别人来了。”
“这么说，您是自己看书，自己寻找真理了。”
“错了。”我嬉皮笑脸地说，“我是压根儿就不从书中学道理、长学问的人。活着嘛，干吗不活得自在点。开开心，受受罪，哭一哭，笑一笑，随心所欲一点。总比埋在书中世界慨然浩叹，羡慕他人命运好。主人翁嘛。”
“多了解一些别人的经验教训，不也能使自己少犯错误，少走弯路，目的性强些？”
“我可不喜欢什么事都清楚地知道结局，有条不紊地按部就班地逐次达标，那也太乏味了。多一分远见，就少一分刺激。如果我知道下一步、每一步会碰到什么，产生什么结果，我立刻就没兴趣活了。”
“所以……”
“所以我一发现大学毕业后才挣五十六，我就退学了。所以我一发现要当一辈子小职员，我就不去上班了。”
“但你肯定会死……”
“所以我抓得挺紧，拼命吃拼命玩拼命乐。活着总要什么都尝尝是不是？每道菜都挟一筷子。”
“你不是已经体验了一百多个，还没够？死得过儿了。”
“每一个和每一个不一样，连面条现在也能做成一桌面条宴，世界是那么日新月异地发展。譬如说，一周前，我做梦也没想到会遇到你，现在我们却在一起吃晚饭，推心置腹地谈话。天知道往后会发展成什么样，没准会很精彩，全看我们俩了，这不是很有趣，很鼓舞人活下去？”
“你说，”吴迪感兴趣地问，“我们还会有什么发展？”
“没准你会爱上我，”她上钩了，我很高兴，“我也会爱上你。”
“可我已经有朋友了。”
“那算什么，没准你这个朋友，韩劲，是你将来最憎恶的人，没准你还会死在他手里。一本书，我翻开头，就能告诉你下面是怎么回事。可生活，只能走一步、看一步，甚至自己还能决定是喜剧还是悲剧。你看电影喜欢悲剧还是喜剧？”
“悲剧！能让我哭的电影我就觉得是好电影。”
“我肯定能让你哭。”
“你想害我？”
“怎么能说是害呢。假如说你爱上了我，假如啊——”
吴迪笑着点点头：“你说吧。”
“你爱上了我，吃完饭就跟我走了。我也爱上了你——这不是没可能的——深深地爱上了你，别笑嘛。可你是个水性杨花的姑娘，又爱上了别人，我悲伤而高尚友好地和你分了手。几十年过去了，我们都老了，又在这家饭馆偶然相逢。我孑然一身，你也晚景凄凉，感时伤怀，你哭了。”
“我看你不是什么书都不看，”吴迪笑得刚喝的一口酒赶忙吐进碗里，张着湿润的嘴唇说，“伤感小说就没少看。”
“你说可能不可能吧？”
“才不会呢，故事只能是这么个故事：我爱上了你，可你根本不爱我，我为你而死，你……”
“我看我们都可以当小说家了。”
“都是男的坏。”
“好啦好啦，往后看吧，关键是咱们得把这故事进行下去。现在，第一章，我已经爱上你了。”
“我还没爱上你。”吴迪笑，红着脸正视着我含情脉脉的目光。
服务员来结帐时，吴迪坚持要由她付款。为了保持她的自尊心，使这个阴谋更像一个纯情的故事，我随了她。
从餐厅出来，天已经黑了，街上人仍然拥挤，车流活泼。吴迪再次挽上我时，我知道我已经成功了。这不是技术性的、在人群中走路的正常反应，而是恋人那种含羞带怯的紧紧依偎。如今是传统道德受到普遍蔑视的年代，我没费多大劲儿，就完全克服了她对韩劲残存的一点责任感和因此引起的微微踌躇。
方方这套房子是那种大批兴建的普通公寓，墙壁很薄，房间闷热，脱衣服很顺利。我没开灯，这样可以使她勇敢些。她的确很镇静，甚至在接吻时我还觉得她挺老练。当然，她告诉我她是“第一次”，我也跟她说我是“第一次”。后来，她疼哭了。她竭力忍着，我没听到一声啜泣，房间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见，但我已经感到有点不对头了，她没骗我！我摸她的脸，摸到一脸泪水。
“你真是第一次？”
她没吭声，我有几分惊慌。我知道第一次对她意味着什么，这对下一步的诱惑实在不利，我还可能被她死死缠住。我不爱她，不爱任何人。“爱”这个字眼在我看来太可笑了，尽管我也常把它挂在嘴边，那不过是像说“屁”一样顺口。到了清晨，我迷迷糊糊醒来，无动于衷地看看我身边坐着的那个女孩子。她一夜没睡，鬓发散乱，泪光莹莹地俯身端详、亲吻着我。
“醒了。”她冲我一笑，笑容里带着讨好和谦卑。我闭上眼，由于过着放荡、没有规律的生活，我的身体亏得很厉害，这会儿是又累又乏，连还她一个微笑都没力气也没兴趣。再说，我也用不着再向她献殷勤了。
“你爱我吗？”她抚着我的脸轻声问。
“爱。”我想着怎么才能摆脱她。“我也爱你，真的，你不知道我多爱你。”
“我知道。”
“你和我结婚吗？”
我哼哼笑了两声，不想破坏她的好兴致。
“我们俩将来一定会幸福。”她兴致勃勃地搂着我遐想，“我要对你好好的，把你伺候得舒舒服服的，永远不吵嘴，不生气，让所有人都羡慕我们。你想要个男孩还是女孩？”她问我。
“二尾子。”
“讨厌。你别睡，别睡。”
我睁开眼：“困着呢。”我欠身看看桌上的手表，“你该上课去了。”
“我不去了。”
“那怎么行，你还是去吧，学哪能不上。”
“我不想去，我要一直在这儿瞧着你。”
“有你看够的时候，现在我想睡觉了……怎么啦？”
她紧咬着嘴唇，眼中噙满泪水，一言不发。
“好啦好啦。”我拍拍她的脸蛋，“课不能落，下午我给你打电话。别生气了，我是为你好。”我用嘴碰碰她的嘴，她的脸色柔和下来，抱住我亲了亲，下床穿衣服。
“你送我吗？”她穿好衣服，对着镜子用皮筋扎好头发，回过头来问我。
我已经有几分烦了，还是说：“这儿的邻居挺讨厌，看见咱们俩一起出去会说闲话。”
“好吧，我不用你送了，下午几点给我打电话？”
“睡起来就打。”
“早点打。”她走过来，捧住我的头，使劲、长长的亲了我一下，我差点窒息过去。
“再见。”她喜洋洋地走了。
“再见。”我愣了会儿神，翻身睡着了。
四
“好吧好吧，我去，你在门口等我吧。真要命。”我挂了电话，生气地点着一支烟，走回牌桌看亚红的牌。
“又是吴迪？”方方看看自己的牌，打出一个“白板”。
“简直是追杀。”我帮亚红打出一个“红中”：“这玩艺留着干吗？”
“你去吗？”方方抽了口烟，碰了另一个姑娘的“幺鸡”，问我。
“不去，听哪门子音乐会呀。呆会儿，你替我跑一趟，跟她说我不能去，有事。”
“你叫我去，我可不客气了。”
“随便，你能勾搭上她，我谢你了。”
“要不，我去吧。”亚红冲另一个姑娘挤了下眼，笑着说。
“别起哄，起什么哄呀。”
方方“和了”，我们推了牌，坐着说了会儿话。方方看看表：“你跟她约的几点？”
我也看看表：“现在就可以去了，知道哪儿吧，海淀影剧院。”
“车钥匙。”
我把车钥匙扔给方方：“你可快去快回，别误了晚上的事。”
“这种人。”方方接了车钥匙，站起来说，“放心，我不戗你。”
“我才无所谓呢。”我笑着说，“你也没戏，她现在正是刀枪不入的时候。”
方方走后，我和亚红她们下楼到街角小饭馆吃了点烧麦，又回到家里看电视。今晚有场亚洲杯足球赛的中国队比赛实况。皮球在绿茵茵的草地上滚来滚去，双方球员在屏幕上争抢，我靠着亚红斜眼看着电视。中国队一个著名中锋在中场拔脚怒射，球飞向观众台，“臭大粪。”我们齐声骂。
方方走进来：“谁臭了？”
“你回来了，这么快。”我坐直身子。
“她也来了，非要跟我来。”
我向门口看去，一个黑黝黝的人影迟疑地往前走了两步，在电视屏幕的荧光下，吴迪的脸雪青。亚红也回头看了看，站起来：“坐这儿吧。”
“谢谢。”吴迪冲亚红笑笑，亚红冷眼打量她。吴迪在我身旁坐下，一声不吭。
“我不是让方方告诉你我有事吗。”
“他跟我说了。”
“我一会儿就得走。”
“我也一会儿走。”
我们不说话了，继续看电视。中国队大门被对方一脚射穿，看台上的外国观众立刻跳起来；五颜六色、旗帜挥舞的观众席像波涛一样涌动，欢呼震天；中国队门将从草地上沮丧地爬起。
“妈的，”我骂，“一群废物。”
“哎，我们得走了。”亚红叫起那个看得津津有味的姑娘跟我说。
“好，一会儿见。”
方方开门送她们出去，回来坐在吴迪旁边和她说话。我只顾闷头看电视，不理睬吴迪。中国队拼死拼活终于在终场前攻进一球，把比赛扳成平局。比赛完了，方方关了电视，我的心情也好了一点，对吴迪说：
“你该走了，过会儿没末班车了。”
“我们宿舍一个人的妹妹来了，今晚睡在我床上。”
“我这儿也没地方。”我不高兴地对她说，“晚上她们还要回来。”
“我不在你这儿住。”吴迪把脸扭到一旁，盯着书架上一只造型活泼的熊猫。
“我不是撵你……”
电话铃响了，方方伸手去接，嗯哼了几声，放下电话，对我说：“该走了。”
“我得走了。”
吴迪拿起她的包，站起来，我望着她。她看我一眼：“走啊。”
我站起来，穿上西服外套，我们三个走出门，下了楼。街上已经人车稀少，很安静了，楼区大部分窗户也熄了灯。方方去发动车，我跟吴迪说：
“明天我给你打电话。”
“不打也可以。”
方方把车开过来，停在我面前。
“你去哪儿？”我问吴迪。
“反正我有地方去。”
“要不，”我哦吟片刻，觉得实在对她太恶劣了，“你就在这儿住吧，我一会儿就回来。”
“不用！”
“送你一段？”
“不用！”
吴迪向灯火通明的街上走去，我注视着她的背影，方方催我，我拉开车门坐进去。汽车追上她、超过她开走了。
“燕都”饭店的大厅很冷清，今天没有夜航班机。酒吧里正在播着最后一支曲子，喝酒消遣的外国客人已陆续散去，侍者在收拾桌子。一个经理模样的人在总服务台和卫宁交代着什么，卫宁看到我们进来，就分了神。
“等会儿上去，卫宁好像有什么话要对咱们说。”
我和方方坐在门厅能看到总服务台的沙发圈里。抽完一支烟，经理还没走，卫宁的样子已经很焦灼了，又不能跟我们明白地示意。这时，两个男人从降下来的电梯间出来，经过沙发圈时看了我们一眼，我吓了一跳，这两个人是饭店保卫科的干部。
“坏了。”我小声对方方说，“今晚要出事，咱们得马上走。你去给亚红她们打电话，叫她们也赶快出来。”
“好。”方方站起身去酒吧打电话。
两个保卫科干部走到总服务台同经理小声说了些什么，总服务台的人都转脸看我。与此同时，我听见由远及近的警笛声。两辆警车闪着灯驶到饭店门口停下，关了警笛，跳下七、八名警察。他们逐个通过转门，进了门厅，保卫科的干部迎上去，和为首的警官握了握手，一个保卫干部领着警察去乘电梯上楼。
方方打完电话回来，问我：
“走不走？”
“现在不能走。”我看着那个留下来的，不时用眼睛瞟着我们的保卫干部，轻声说。
一会儿，电梯间开了，亚红她们被警察带出来了，还有几个不认识的姑娘。亚红走过我们身旁没看我们，径直上了警车。上楼去的那个保卫干部和留下来的这个嘀咕了几句，留下来的这个向酒吧走去。一会儿，领着一个女招待出来，指点我们，女招待点点头。他走过来问我们：
“你们刚才往楼上房间打电话了？”
“没有。”我说，问方方，“你打了吗？”
“没有。”方方看着那个保卫干部说，“我给市里的一个出租车站打过电话要车，你们饭店的车都出去了。”
“你听见他电话里说什么了吗？”保卫干部问女招待。
“没有。”女招待摇摇头，“就看见他打了个电话。”另一个保卫干部和那位警官远远地看着我们。这个保卫干部又问:
“你们是在这儿等出租车？”
“是的，怎么啦？”我反问他。
“没什么。”
他挥手叫女招待回去，自己也走回总服务台。那个警官叫上他的部下，一齐走出饭店。警车发动驶走，警笛声在街上响起。
我们又坐了会儿，站起来走到总服务台问仍站在那儿的保卫干部和经理：“你们的车有回来的没有？”
“没有。”一个保卫干部冷冷地说。
我和方方走出饭店，在门口站着，他们隔着玻璃墙看我俩。一辆出租车从街上驶过，我和方方叫着追出去，出租车靠路边停下，司机打开灯问：“去哪儿？”
“哪儿也不去，看错车了。”
司机骂了一句，关了灯，呼地把车开走。我和方方走到停自己车的地方，摸黑坐进去，也很快开走了。
“你说，亚红会不会把咱们抵出去？”路灯一盏盏闪过，方方问我。
“我想不会，那样对她没好处。这种事弄好了也就拘留几天，弄不好，也不过劳教两年，要是加上团伙敲诈罪，那就是十年八年的大刑。况且她也不是第一次进去。”
“可警察已经看见咱俩了，他们不会傻到真相信咱们是等出租车的过路人。要是警察诈她——肯定得诈，逮着一个，没破的积案都拿出来诈一遍。”
“我相信这段时间没人报过案。”
“你怎么知道有没有别的笨蛋也在干这号买卖。”
“起码今晚没事。”我把车拐进楼区，停下，“我只担心亚红送了劳教，咱们这挺带劲的买卖就干不下去了。现找别的姑娘，又得费一大通劲。亚红人真不错，合伙干那么长时间，一点漏子没出。”
“吴迪怎么样？我看她不赖，又有味又会外语。”
“她不行。”我们下来锁了车，点上烟往我们住的那栋楼走，“她跟亚红不一样，你让她倒贴她都干，可叫她卖，打死她也不干。”
“没那事，她有什么了不起，身上是不是人肉？”
我们进了楼门，边上楼边说。
“你得了吧，别打她的主意，我已经决定不理她了。”
“你是不是，”方方说：“有点爱上她了。”
“没有。”停了下，我承认，“我挺喜欢她。她一哭，我有点受不了。”
“嗬嗬，就跟你肚子里还长了点良心什么的似的。”
“嘘！”我一把抓住方方，僵立在楼梯上。楼道里没灯，黑漆漆的，我们住的单元门口站着一个人。我第一个念头就是：警察！接着想到：跑！但我们离的是这么近，跑能跑几步？再说，也不可能只来一个警察憋在门口。我真后悔没观察观察就贸然上楼。很快，我又感到怀疑，这个人看到我们并没动，而且好像是个女的。
“谁？”
我强作镇静走上最后几步楼梯，看清了，是吴迪。
“你在这儿干吗？”
“我没地方去。”
尽管我被吓了一跳很恼火，但不是警察，也松了口气，掏钥匙开门，拧亮灯。吴迪进了门，一副受了天大的委屈的样子，往沙发上一坐，包一搁，不笑也不说。方方垂头丧气跟进来，看到吴迪的样儿，倒给逗乐了，冲我挤下眼。我到厨房看有什么吃的，找出两袋方便面和几个鸡蛋。我把方便面撒开一锅煮了，支上平底锅准备煎鸡蛋。
“吴迪吴迪。”我喊她。
她悄没声地进来，站在我身后看锅里渐渐化开的猪油。
“会煎鸡蛋吗？”
“会。”
我把位置让给她，她默默地、麻利地磕了个鸡蛋放进油里，蛋清在热油里鼓起泡，变得雪白。
“煎老点。”
“嗯。”
吃完夜宵，方方去睡觉，吴迪收拾碗盘。
“搁这儿吧，明天再洗。”
吴迪没理我，端着碗盘去厨房。
我上了床，打开台灯，想了会儿亚红。吴迪擦干手进来，坐在一旁。
“到这儿来。”我叫她。
她不说话也不动地方。
“赌什么气，你要在那儿坐一晚上？”
我下床走过去，一把将她抱上床，她紧抱着我，嘤嘤哭起来：“我恨你。”
“你呀，也是鸡屎拌面——假卤（鲁）。我的确有事，你也不是没看见。今晚差点回不来，让狗子兜进去……”我胡乱解释着，解着她的衣扣。
我在床上躺了很久，似乎睡了一觉，看看表还不到三点。吴迪一点动静也没有
，可能睡着了，我凑过去看看她，吃了一惊，她在黑暗中大睁着眼睛。
“老流氓。”
“什么？”
“老流氓！”她一字一板地说。
五
亚红被警察逮走后，尽管我估计她不大会牵连到我们，卫宁也来说，那次只不过是饭店保卫部门的一次突然清查，警方只是协助，并不是真发现了什么问题，我们还是采取了些预防措施，停止了活动，分散居住。我住到方方那套房子里。吴迪从那天晚上后，对我有了清醒的认识，但她还是经常来找我。她十分矛盾，加上我无事可做，也不像前些时候那样冷遇她。有时还骗骗她，说我和其他女人早断了来往，使她将信将疑，越发难以自拔。
“我可以不在乎，你过去干过什么我都可以不问不管，只要你从现在起对我好点。”
“挨揍打呼噜——假装不知道。你说你不在乎，现在你是不在乎，将来呢？我可以向任何人公开，就是不能授柄于我的老婆。”
“你打算和我结婚吗？要我当你老婆？你不必忙于答复，我不催你，只要将来有一天就可以，我就等你。能给我点希望吗？”
“你都听什么了？”我不想给她哪怕是一根稻草，“我不会跟你结婚的。不是不跟你结婚，跟谁都不结婚，我根本还没考虑过结婚。”
“……”
“其实，你也是鬼迷心窍，你跟我结婚有什么好？要说结婚，你还是找韩劲那样的老实小伙子结婚好，一定会对你好一辈子的。我可就说不准了，即便现在喜欢你，一旦你老了，十之八九会去另觅新欢。”
“我也知道。”她凄凉地说，“我不是不知道韩劲爱我是一心一意。那天我一个人夜里在街上逛来逛去，伤心得不行时，也想过去找韩劲。”
“为什么没去？”
“他那么好，那么相信我……我不忍让他喝人家的洗脚水。”
“什么？这话也出来了！闹了半天，你新潮来新潮去，骨子里还有这么多封建积垢。白念那么多书了，都尿出去了？”
“这不是封建！”
我们谈话常常这么结束，我讽刺挖苦她一顿，她忍泪生气而去。
不久的一天下午，我在吴迪的学校门口等她时，陈伟玲从校园里出来，要和我谈谈。因为陈伟玲上次给了我一个愚蠢的印象，所以我在这里犯了一个本来不该犯的错误，以为她是受了韩劲之托前来说项。后来吴迪坚决地对我说，韩劲不会这样做，就像她不会这样做一样。我倾向于相信她的说法，这就更使我当时显得傲慢粗俗，低级下流。
“谈什么？是咱们俩的事呢，还是别人的什么事？”我先这样轻薄地问她。
“吴迪的事。”
“噢，吴迪，我认识她，而且不是通过你认识的。”
“的确，”她平淡地说，“我也没有你这样的朋友可以介绍给她。”
“你很清白。”
“直说吧，我认为她认识你后，并没有给她带来好处，她的学习成绩，精神状态都下降、变糟了。”
“你不是她妈妈吧？我猜你现在连她的朋友也不是。”
“是的，”陈伟玲脸上掠过一丝痛楚，“我没什么权利指责你，指责她。我只是想对你提一个请求，一个忠告……”
“请求我不要再纠缠她？忠告我不要再打扰她？我很乐意照办。”我微笑地说，“其实我也曾为此做过努力，问题是她，不是我，是她在纠缠我、打扰我。”
“我知道，是她无力自拔。”陈伟玲沉重地说，“我并不是请求你躲开她，离她远远的。我是来请求你对她好点，要是你真……爱她——起码你也该做做样子。就是你不想理她了，也委婉点，别把她当成个婊子！”
我沉吟片刻，乜斜着眼看看她：“我想，这也是韩劲内心发出的饱含痛苦的请求吧？”
她没说话，实际上是气得说不出话。
“既然你这么赤诚以待，我也无妨肝胆相照。请你转告韩劲，我也觉得我不能给吴迪带来什么益处，给她以‘向上’的力量——用句时髦话说。她最合适的配偶应该是韩劲，这话我也跟她说过。我愿意和韩劲合作，使吴迪弃恶从善，真的，这是肺腑之言。我可以保证，从此不再来找吴迪，不再给她打电话，甚至我可以搬家，使她找不着我，彻底忘掉我，完璧归赵。”
“我过去，”陈伟玲慢慢地、一字一顿地说，“一直认为你是个高级恶棍，文明流氓，倒也讲究个方式，讲究把事情做的尽可能得体。现在我才明白，你其实和街头歪着膀子遛来遛去的‘小晃’没什么太大的高低之分。要说区别，就是那些‘小晃’还有点江湖义气，有点令人钦佩的担事的勇气，而你，整个就是一个大混蛋！卑劣无耻，彻底堕落的坏蛋！过去我总不大信，总认为有些书里描写过分，左了，谢谢你让我长了见识。”
我目瞪口呆，尽管竭力想克制自己，可血液还是一齐涌上来，脸红得近乎紫涨。
“你真是堪称炉火纯青了，脸红得多么及时，恰到好处。练这一手要很长时间吧？一般小无赖可真不行。”
她转身走了。吴迪迎面走来，正要对我笑，没笑出来，害怕地看着我脸问：
“你怎么了？”
我冷笑一声，没说话。
她扭脸看远去的陈伟玲：“她跟你说什么？”
“她骂了我一顿，为你。我还没他妈叫人这么侮辱过呢。”
“我去找她，她管得着吗，我早告诉她别管我的事。”
吴迪转身要追陈伟玲，我一把拉住她：“算了算了，我倒不生气，别惹麻烦了。”
“我说，”我们在城里一家饭庄吃晚饭时我问吴迪，“你和韩劲最近怎么样？”
“吹了。”
我叹口气。从饭庄出来，我已经有点醉醺醺，扶着吴迪问：“你觉得我坏吗？”
她搀着我，低头小心翼翼地走路，没回答。
“坏，是坏，的确坏！”我嘲笑吴迪，“你也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夏天晚上看足球赛是一件很够刺激的事。特别是对方是支有点实力的外国球队。十万人往凉风习习的体育场密密麻麻一坐，喝着汽水，吃着雪糕，说喊一齐呐喊，说哄一齐起哄，跺脚吹哨扔瓶子，热闹个不亦乐乎，还冠冕堂皇地爱国。换个地儿，姥姥也不成啊！且不说没处找那十万人跟你同仇敌忾，警察也不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你足折腾。那几天，北京来了支欧洲国家的甲级队，我们在工人体育场售票房外打了一夜扑克，买了几张票，方方、我带上吴迪和另一个街上捡来的姑娘一起去看球赛。吴迪是凑热闹，我和方方是真正的球迷，业余场外指导。那天中国队踢的也挺窝囊，我和方方差点喊破嗓子，到底让老外赢了两个球，散场时我心里这个气呀。坐在挨着老外球队进出场口的看台上的球迷袭击了正在退场的外国球队，水果、汽水瓶雨点般地砸下看台，汗涔涔的外国球员抱头鼠窜。我们发疯地怒吼助威，顺势往简直是国耻的中国队员头上扔了一通汽水瓶子，使观众普遍的沮丧、愤怒演变成一场骚乱。穿着白制服的警察蜂拥冲向人群。同闹事的青年人扭打起来。我拉着吴迪的手翻过看台间的栏杆，跑向别的骚乱没有漫延到的看台出口，边跑边回头看着混乱场面哈哈大笑。挤出体育场出口，我的心情已经相当愉快了，和方方、吴迪有说有笑。这时，人群中一个人狠狠撞了我一下，撞的我差点趴下。
“你他妈乱撞什么，瞎了。”我破口骂。
已经过去的一群小伙子哗啦转身围上来：“你骂谁？骂谁？”
“干什么干什么，想打架？”我往后退，身上已经挨了几下。
方方跑过来：“谁想打架？”气势汹汹揪住一个小伙子。
“你们干什么？”吴迪也冲进人圈，猛推逼住我的两个小伙子。我怕吴迪吃亏，正要拉开她，一眼看见了韩劲，立刻明白了，这帮寻衅的年轻人都是他的同学，忙拽住不问三七二十一就要动手的方方。我知道方方是经常带刀的，这些大学生尽管人多，可能也打过群架，但他们决不是方方的对手。由于吴迪横在中间，他们也停了下来。
“我不是怕你们，”我说，“但我不想打架，有什么话好说。”
“少废话。”一个小伙子说，“人这么挤，碰了你一下，你小子就出口伤人。”
“甭跟他们废话，”方方手插着裤兜说，“打了再说。居然还有找茬跟咱们打架的，不知道我是谁。”他没看见韩劲。
“别打，方方。”我按住方方的手说，“这是打架的地方吗？打了咱们谁也跑不了。”
我又走到韩劲面前说：“有什么话咱们改天再说，我随叫随到。这地方不合适，你们是学生，在公共场合闹事影响也不好。”
“学生怎么啦!”旁边有人说，“学生急了也不吝秧子。你骂人先道歉。”
“可以，我刚才骂了谁啦？对不起啊。”韩劲阴郁地盯着我，我笑着对他说，
“没事，我不在意，我理解你，我并非有意触犯你。我跟陈伟玲讲了，如果你乐意，我可以完璧归赵。”事情就在这一瞬间急转直下。韩劲本来没有参加同学们气不忿采取的突发行动，刚才斗殴将要酿成时，还是他拉住了为首分子（这是后来我听说的）。但在此刻，我道了歉，说了那些“入情入理”的话后，其他人冷静下来，他却忽然挥拳打了我。人群忽拉散开，一队警察包围了我们。
“我看到的，是这帮流氓无故打了人家。他们撞了人家，人家还跟他们道了歉。”
“真不像话！一大帮人欺负一个人。”
围观人群中有正义感的人激动地向警官竞相述说。
“是这样吗？”我们全体被带到派出所，一个警官问我，“他们先挑衅打的你？”
“不是，”我说，“我们刚才在球场里就吵了架。”
“为什么吵？”
“因为我们说中国队被进的第二球是守门员犯了臭，不该跑出禁区。他们说是后卫笨蛋，没有及时回防。争着争着就吵起来了。”
“那你挨打是活该。”警官说，“看球你们就好好看吧，瞎起什么哄？往台下扔瓶子了吗？”
“扔了一个。”我说。
“你们扔了吗？”他问那些大学生。
“扔了一个。”
“都扔了一个？好，都罚款。一个瓶子十块钱。”
我们纷纷掏钱交罚款。这时，一个老警官从门外进来，看到我，像是想起什么，问我：
“你叫什么名字？”
“张明。”我慢腾腾地说。
“家住哪儿？”
我也告诉了他，目不转睛地盯着他。“过去进来过没有？”
“没有，我一向规矩。”
“规矩？”老警官哼了一声，背着手往门外走。走到门口，他一下停住了，看见了正嘟嘟囔囔交罚款的方方。他冷丁转身又看了一遍我，眼睛亮了一下，旋即眯缝起来，我知道他认出了我，他就是在“燕都”抓走亚红的那个警官。
六
第二天早晨，我们从派出所放出来。我做的姿态还是起了一定作用，吴迪当着她的同学们面，公然挽着我一起走了。那个警官的问话使我知道亚红没有暴露我们。由于我把真实地址告诉了他，为了在可能接踵而来的调查中不至引起怀疑，我回了家。
吴迪对我很温存，做了点吃的，安排我睡下，用“麝香风湿油”为我涂抹身上的几处瘀肿。我对她也很好，一方面是感激她在危急关头毫不犹豫地站在我一边，另一方面是受到粗暴对待后感受到了屈辱而产生的悲天悯人以及对社会公正的渴望并短暂地愿意以身作则。那些天，我们相处得很友爱，很和睦，很亲密。我认识到了我对韩劲那种殷勤的愚蠢，他对我失去冷静的一击，也使吴迪彻底和他离心离德。暑期考试临近了，吴迪天天带着功课到我这儿来温习，很多时候就住在我家。我也开始看“函大”寄来的法律教材，认真完成作业。
从派出所回来的第二天，管片民警就由居民委员会的积极分子领着来了一趟我家。名义是办理居民身份证事宜，实际是来明察暗访，我心里明白，外表不动声色。我这套房子是父母去世后，父亲机关给调的一套较小的房子，虽然在公共住宅区，但属于机关宿舍。而且这一带是新建住宅小区，派出所和居委会不完善，加上居民年龄平均较轻，老人又多有工作，“小脚侦缉队员”数量不够，尽管也勤勤恳恳地工作、巡逻，终不及老城区街道严密、可怕。我又一贯小心谨慎，自然居委会的老太太们反映不出什么情况，派出所的那位年轻民警我更是连见也没见过。房间已由吴迪整理过了，方方那天也不在，整套公寓俭朴、雅洁，摆了很多法律、文艺书籍。我和吴迪眉目清秀，良民打扮，彬彬有礼。这一切都无法不给民警以好印象。他和和气气同我们聊了会儿，喝了吴迪沏的绿茶，得知我是个身患疾病，仍不断进取的“有志青年”（我正在函授学习法律课程给了他尤其深刻的印象）。吴迪是我的女朋友，一个前途无量、忠于爱情的大学生。我们靠微薄的收入和父母的一点遗产生活，相亲相爱，默默无闻。民警很有些感动、钦佩了，这简直是新时代的一曲凯歌，够上小报的了。最后，我们成了好朋友。当然他们还要去我的单位调查，去吧，我在那个单位就没上过几天班，很多人根本不认识我。领导也只知道我有慢性肝炎，长期休养，再过一个月，就该吃劳保了。一切都无懈可击。只是他们临走时，居委的老太太突然问:
“老停在街角的那辆小轿车是你的吗？”
“不……噢，是我的。”我很快镇静下来，否认是无济于事的，他们可以很快查到车牌照的主人。一辆汽车倒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我小心翼翼地补充回答：“那是我前年从大红门旧车场买的。”
“多少钱？”民警仅仅是对一辆私车卖多少钱感兴趣。
“四千。”
“不贵呀。”
“是啊，现在可没这么便宜了，大摩托都三千多，我捡了个便宜，但也把我爸爸留下的那点钱折腾得差不多了。”
民警笑笑，没再说什么就走了，我很热情地邀他“有空来玩”。
“会出事吗？”管片民警走后，吴迪忧虑地问我。
“出什么事？没事。”我坐下来继续看法国人勒内·弗洛里奥著的《错案》。
“别干了，好吗？”吴迪请求我。
“不干什么？”我抬头看着吴迪，装糊涂。
“我收拾房间，看见了那些军装、警服和证件。”
“打算告发我吗？”
“不，只是希望你今后别干了。你要缺钱，我给你。”
“我不缺钱。”
“那为什么？”吴迪嚷起来。
“逗逗闷子呗，要不干吗？”
“可这太危险了，早晚有一天会被人抓住，犯法的人干到最后没有逃脱的。”
“那是你的错觉。抓住了，大家都知道了，天网恢恢，恶有恶报。没抓住的人谁也不知道他干过什么，以为他一辈子奉公守法。只要干得小心点，艺术点。”
“亚红不是已经被逮了吗？”
“你怎么知道？”我霍然变色。
“你那些事，我没不知道的。”
我点起一支烟,没有说话。我实在是太粗心大意了，本来只想让她泛泛知道我坏，现在倒好，她连具体事情都掌握了。我最近怎么搞的？接二连三犯错误，过去我总是很有分寸的。看来，我们的关系不能这么暧昧地拖下去了。
“好吧，我听你的，往后不干了。”我先稳住她。
“真的？”吴迪笑逐颜开，搂着我脖子。
“真的。”我亲亲她。
“就是，干吗要干违法的事，你什么事不能干？又不笨。”
“也不聪明。”我含笑说。
“我们唱歌好吗？”我们缠绵了一会儿，吴迪松开我，拿来自己的单放机，戴上耳机，笑嘻嘻地说，“我特爱戴着耳机跟着磁带里的歌这么唱，自我感觉特好。”
“不学习了？”
“玩会儿再学。”
“好吧，”我痛快地答应，“干脆我们俩录盘个人演唱会吧。刚有录音机时我常录自己的歌，那会儿我以为自己也能当歌星，好久没这么玩了。”
“找磁带找磁带。”吴迪听着耳机里的歌边哼边说，十分兴奋。
我在磁带上找了找，没有空白带，就拿一盘已经不太听的音乐带放进桌上的大录音机里：“开录啦？”
“你坐好你坐好。”吴迪连笑带说，煞有介事，迫不及待。
方方进来时，我和吴迪笑得前仰后合。
“什么事，笑成这样。”方方找了杯水喝。
“我们录了盘个人演唱会，给你听听。”
“谁？你，你们俩？饶了我吧。”
“听听，挺地道的。”
吴迪把磁带倒回来，按下键子，磁带开始转动，我们笑着注视方方的反应。一阵节奏铿锵的老式爵士乐响过后，我的声音：
“现在由著名的吴迪小姐为大家演唱，吴小姐是从埃塞俄比亚回国，她在非洲很受人民爱戴，曾荣获海尔·塞拉西勋章……唱啊！”
“我……”吴迪的声音颤抖着出来，“我第一次遇见你，你放风筝在蓝天……”
我的声音仍在里面混杂着：“吴小姐很激动，她第一次回到祖国，回来的蝙蝠。”
“线儿依旧攥手里……”吴迪笑得唱不下去，“我不会唱这首歌，不会词儿……”
“我唱，下面由青山他哥蓝天演唱：最大的人民币是十块的，最小的人民币是一分的……不管是最大的还是最小的，都是我们人民群众最热爱的。”
我的声音走调走得一塌糊涂，吴迪在录音机里笑得上气不接下气。
“长得跟人民币似的。”方方瞅着我说。
“谢谢。”我模仿广东话的声音，“多谢各位。”吴迪笑声未停又咯咯笑起来。
“真寒碜，”方方笑着说，“快把这附近的公猫全招来了。”
“他不懂艺术，别理他。”吴迪笑着跟我说，看方方。
录音机还在转，叮哐的爵士乐奏着。
“我找你是跟你说件事。”方方说，“我们那儿的片警找我了。”
我伸手啪地关了录音机：“你怎么应付的？”
“装傻呗。没事，那片警是我哥哥的同学，就跟我说了说，以后注意点，别惹事。”
“我们这儿的片警也来过，我给他糊弄走了。吴迪装蒜也够会装的，吴迪。”
我笑着转脸找她，“你干吗呐？”
“没事。”她把那盘磁带从录音机里取出来，冲我笑笑。
七
亚红回来了。
我刚刚送走吴迪，她放暑假回南方探家。
“我不在，你好好的啊。”在嘈杂鼎沸的列车站台上，她叮嘱我。
“嗯，好好的。”我笑着说。方方笑着退开几步，以示没听。
“别去胡来，老老实实等着我，要不我就不嫁给你了。”
“——你别当着人这样，我们不能在大庭广众之下接吻呀。”
“那我不上车。”吴迪紧紧攥住我的手，越
靠越近，踮脚仰脸。
我满面通红地后躲，左右张望：“别别，五讲四美。”
发车铃响了，列车员摘下车箱号牌上车。吴迪悻悻地松开手，紧跑两步上车，旋即，站在列车员身后笑吟吟望着我。我退后几步，和方方并排站在一起。车头给了信号，列车员砰地关上车门，吴迪的脸贴上玻璃。列车晃了一下，开动起来，我和方方冲吴迪挥手，她的小手也五指张开地举起来。列车像弹奏的手风琴一节节叠并在一起，又一一展开在远方。
“她对你可真是情意绵绵呀。”方方说。
“你说，我跟她结婚怎么样？”我将目光从远去的列车收回。
“当然可以，她很不错。我们走吧。”
我们走下地下通道，边走边说。
“你当真想结婚了？”
“说着玩呢，你见我什么时候认真过。”
“你不是挺喜欢她？”
“这不假，我的确喜欢她。”
“亚红！”
我们回到家拧开门，亚红笑着站起来。
“你出来啦！”
我和方方又惊又喜，把刚才的一切全抛到九霄。
“老天，他们没拷打你吧？跟我们说说，你是怎么坚贞不屈的，是不是像共产党员在敌人面前那样？”
约莫一个月后，早晨，我正在睡觉，被一阵激烈的对话吵醒。朦胧中听到方方在劝阻什么人:
“他不在，我跟你说他昨晚出去了没回来。”
“那你叫我进去看看呀。”这是吴迪的声音，我一下全醒了。大概方方已经阻拦了她半天，她的声音又尖又恼火：“我看看不行吗？他在不在，你得让我看看。”
糟糕，我想。昨天下午我接到了吴迪的电报，说今天早车回来，让我去车站接她。我因晚上去一家饭店“干活”，给忘了。
“里边有别人。”
“我不信！里边准是他，你放开我。”
吴迪的声音已高到足以引起邻居注意了。我在屋喊了声：“方方，让她进来。”
门“哐”地推开了，吴迪闯进来，穿着短裤的方方无可奈何地站在门口。亚红也醒了，下意识地往身上拉拉毛巾被，懵懂迷糊地问：“怎么啦？”
我问吴迪：“有事吗？”
她直瞪瞪地呆视着亚红。
我赤膊下了床，点上一支烟走过去：“噢，我忘了去接你，对不起啊——咱们到那间屋子去吧。”
她猛地甩开我扶着她肩膀的手，嫌恶恐惧地后退两步。
“我不是已经道歉了嘛。”
方方忙插进我们俩中间，对吴迪说：“算了算了，我不是告诉你别进去。你回去吧。”他把我推进屋，关上门。
“你想和我睡觉吗？方方？走，我跟你睡去。”
我一下拉开门，吴迪扒着方方魁梧的身子，浑身哆嗦地往另一间屋里拖：“走，走啊。”
“你冷静点，冷静点。”方方说。
“你要想用这个报复我，只能毁了你自己，我根本不在乎。”
“嗷——”吴迪像母狼一样呲牙冲我狂啸一声。
“你他妈给我滚回去。”方方冲我怒吼，拼命抱住吴迪。
我回到屋里，门外传来一阵扭打声，玻璃器皿、瓷器劈哩叭啦纷纷摔在地上，吴迪歇斯底里地喊：“我宰了他，我宰了他这个狗娘养的，我非宰了他！”她被方方抱进另一间屋子，门砰地关上，喊叫声微弱了。
我转过身冲亚红笑笑，亚红满脸怒容，边穿衣服边说：“你他妈真不是东西！我早说过，别把我掺和进你那些臭事。好了，这下她要连我一起恨了。”
我把嘴上的烟吐到地上，一脚踢飞了地上的一只皮鞋。“你少给我看脸色。”亚红扣好裙子，从皮包里摸出支口红往唇上抹了抹，抿匀，关上皮包往外走，“我可不尿你那一壶。”
亚红走了，公寓里变得十分安静。过了很长时间，门推开了，方方进来，吴迪垂着头跟在后面。
“她想跟你谈谈。”方方说。
我点点头，站起来。吴迪走进屋坐在一张椅上，方方关上门出去。沉默了片刻，我开了瓶可乐，倒进杯里，放在她手旁，泡沫滋滋地迸碎、漾化。她开始掉泪，一滴接一滴，又大又沉，我递她一条手帕，手帕很快湿透了。
“伤心了？”
她捂着眼睛点点头。
“以后还跟我好吗？”
她拼命摇头。
“这么说，结束了？”
她点着头，哭出了声。
“这样也好，我这个人本来不配你，不值得你这么哭。”
“你说，你是不是从一开始就在骗我？”
“是的，我一开始就是骗你，就是有目的地勾引你。”
“那么，你过去说过的爱我的话全是假的？”
“……”
“你说，是不是全是假的？”
“是——是又怎么样？你难过了？不是你想象的那个可爱、纯洁的故事，不是你想象的那个可爱纯洁的人，我告诉你，本来无一物。不要意气用事，你这样报复不了谁，只会毁了自己。”
“我完了。”
“别这么认真，想开点。现在刻骨铭心的惨痛，过个几十年回头看看，你就会觉得无足轻重。”我笑了，“你还年轻，依旧漂亮。”
吴迪抓起杯子扔了过来，重重砸在我脸上。
八
我自认是个超脱的人，在长期危险动荡的生活中，在与形形色色、三教九流人物交往中，养成了见怪不怪、处变不惊的沉着性格，因而屡屡化险为夷，转危为安。同期下水的朋友们已先后纷纷落网，我却始终逍遥法外。可这一次，我有点沉不住气了，当秋天的一个晚上我再次遇到吴迪，我终于失去了冷静。本来我觉得我已经基本忘掉了吴迪，并克服了由于内疚带来的烦恼产生的想去找她的阵阵冲动。亚红和方方也不再对我脸上的青肿冷嘲热讽。那天晚上，我和方方穿着警服闯进一家饭店十层的一个套间时，惊愕地发现，那一对如火如荼的男女中有一个竟是吴迪。她推开那个臃肿的商人，赤裸裸地坐起来，抱膝看着我。我不能说她那副表情有点“洋洋得意”，但肯定毫不慌张或者“感到难堪”，准确地说，“挺友好”。我什么也没说，头脑昏了。那个肥胖的商人提抗议时，我殴打了他，无情地、置其于死地地殴打了他。接着一个人冲出了房间。我在“白茹”车里不开灯坐着，过了会儿，方方匆匆赶来，坐进车里，正要发动汽车开走，我用刀顶住了他。
“这事是你干的？”
他的手扶着方向盘没动，转过脸面无表情地说：“不是，我跟你一样，不喜欢刚才的场面。”
“那是谁？”我咆哮起来，“谁把她卷进这种肮脏的勾当？”
“不知道。”
“去找亚红。”
“据我所知，不是亚红干的。”
“那去找卫宁。”我咬牙切齿地说。
方方踩动油门，小汽车刮风般地驶向卫宁家。
“谁呀？”卫宁在门里问。
“我。”
卫宁打开门：“你们怎么来了？”他脸上带着笑容。
“你出来一下，有话跟你说。”
“什么话？进来说吧。”他发觉苗头不对，想往屋里退，我和方方两柄匕首夹住了他。
吴迪从屋里出来，见状护住卫宁：“干什么你们，有话跟我说。”
“没你的事。”
“你回去吧。”卫宁说，“没事，我跟他们说说。”
“告诉你，”吴迪对我说：“这事跟卫宁一点关系也没有。”
“你回去吧。”卫宁推开她，跟我们下了楼。在一个僻静的角落，卫宁说：
“是她来找我的，说她缺钱，想挣点省事的钱。她说她跟你没有关系了，一点也没有了，所以我才答应帮她牵线。要说出了什么误会，不能怪我，她是那么说的。”
我的手无力地垂下，方方也收起了刀。
“怎么，你们还没断？”
“她干多久了？”
“已经一个多月了。今天晚上她让我把她的房间号告诉你，说跟你开个玩笑。”
“你也跟她睡了吧？”
“睡过。”卫宁说，“她这段时间一直在我这儿住。怎么啦？”
“没怎么，对不起，卫宁。别生气。”
“没事，上去一块儿坐坐吧。”
“不啦，我们走了。”
“对不起，卫宁。”方方也和卫宁握握手。
“你要是不愿意让她干，我可以不再安排她。”
“算了，她乐意干就让她干吧，别管她。”
开车回家的路上，我开口笑着对方方说：“我真成感情冲动的傻瓜了，真窝头翻个儿。”
方方看看我，没说话。
我吹口哨，吹得不成调。
“臭流氓，你怎么不出牌？这流氓，也不知又想什么呢，又在街上看见什么迷人的小姑娘了？”
吴迪披散着头发，描着蓝色的眼影，搽着厚厚的口红，叼着一支香烟，把骨牌出的啪啪响。她现在已公开和我们搞在一起，晚上去各大饭店拉客，白天和我们整日鬼混，谁想和她睡觉她都笑吟吟地躺到人家怀里，放荡、淫乱比亚红她们有过之无不及。对我却日趋刻薄，从不叫我的名字，一口一个“流氓”，“松货”。当着众人面对其他姑娘说：
“这松货没劲透了，我可知道，蔫的还不如七十岁的老头子，跟他睡觉简直活受罪。我怀疑他有病。”
“你甭理她。”方方私下劝我，“这姑娘已经完了，不要脸了你能怎么办。”
“我没事。”我笑着对他说，“我才无所谓呢。”
我真是从不跟吴迪执气，她爱说什么说什么，爱怎么踩乎我踩乎我，我不吭气，或者跟着笑笑。只是晚上到大饭店“干活”时，我开始揍那些嫖客，有几次方方不得不拉住我使我别把人打坏。我也抛弃了一贯小心谨慎的做法，经常喝得醉醺醺地穿着警服在饭店里瞎转，惹人注目地调戏女招待，言语冲撞饭店工作人员，甚至向外国游客挑衅。后来，吴迪更加放肆大胆，大白天也到饭店拉客，在餐厅和外国人一起吃饭喝酒打闹。一晚上和好几个客人同时睡，这房间出，那房间进。乘挂外交牌照的汽车兜风，在外交公寓一住就是几天。方方不得不严重警告我，必须立即和吴迪脱钩，不许她再来我们这里，她已经在屁股后面招来了几十个侦探。我们也得停止活动，各大饭店的警卫已经开始注意我们了。我对方方的警告置若罔闻。
一天晚上，我没出去，方方和亚红不在，卫宁又把吴迪领来了，还带了两瓶外国酒。吴迪这段时间很少来，她显得既疲惫又憔悴，妆化得乱七八糟。我们把酒喝了，没说几句话，她就和卫宁到另一间屋子睡觉去了。半夜，我突然被吓醒，一个人紧紧抱着我，低低地啜泣。是吴迪，她什么也没穿，大概是赤脚偷偷溜进来的。
“你怎么啦？”我扳着她脸问。她什么也不说，只是把脸深深地埋下去，紧紧拥抱我，哀恸地抽泣。
“出了什么事？告诉我，我能帮你什么？”
她只是哭，伤心痛苦地哭，难以自抑地哭，哭了很长时间，泪水湿遍了我的胸膛。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卫宁在另一间屋里叫：
“吴迪，吴迪，过来。”
我搂住她，她推开我，下了床，拿枕巾擦干了脸上的泪，鼻子堵塞地说：“让我再好好看看你。”
她拧亮台灯，俯脸凝视我。她用手轻轻擦去我脸上的泪水，仔细地把我看了又看，凄楚一笑，关灭台灯。屋里又陷入一片黑暗，她走了。那最后一闪而逝的是张什么脸哟！那样姣好、美丽，又充满深深的绝望和惨淡。那天晚上，我们都感到了巨大危险的迫近和前所未有的恐惧。
第二天晚上，我和方方从“丽华”饭店的一个房间刚出来，看到服务台前站着几个警察和饭店保卫人员。跑是没处跑了，我们只好硬着头皮迎着他们走过去。他们注视我们，我们注视他们。
“等等。”我见过两次的那个警官从背后叫住我们。我慢慢转过身去，方方悄悄按亮电梯呼唤板。一个年轻的警察飞快地向我们刚出来的那个房间跑去。
警官走上前来：“你们先别走。”
“有事吗？”
“有事。”他冷冷地点点头，眼珠在我们脸上转来转去，“我们见过。”
那个年轻警察跑回来向警官报告：“房客说，刚罚走五千元。”
电梯降下来打开门，一群客人拥出。方方一拳打倒警官，转身跑进电梯，其他警察冲过来，按住电梯呼唤板，使电梯不能开走，用电警棍击倒方方，铐上他。我也被两个警察死死扭住胳膊戴铐，疼得脸都抽搐了。警官从地上爬起来?整整警帽，不动声色地说：
“把他们带走。”
饭店大门厅里的客人和工作人员纷纷站住看我们。四个魁梧的警察分别夹着我和方方，从嗡嗡议论的人群中穿过。警车灯在门外闪转着，街上也围得人山人海地看热闹。我被推上警车，车里的一个警察踢了我膝盖一脚，喝令我低头蹲着。方方跟着被搡进来，蹲在我身后。又过了会儿，亚红和别的姑娘也被塞进来，车门关上，警车拉着警笛开走。
当天夜里，卫宁也在“燕都”被捕。我们分别被关在市局看守所的牢房，根本见不着面，只是在预审时看到预审员出示他们的口供，提到他们的名字。我知道这次不是偶然的兜抄行动，而是作为重大案件立案后，经过周密侦查进行的有步骤的破获，警方已经掌握了大量证据。我对所犯犯罪事实均供认不讳。两个月后，我被正式逮捕，案件移交人民检察院。又过了一个月，检察院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我和方方作为犯罪集团主犯被控犯有敲诈勒索公私财物罪；以营利为目的，引诱、容留妇女卖淫罪；冒充国家工作人员招摇撞骗罪，数罪并罚，各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并处没收全部个人所有财产。卫宁和亚红作为犯罪集团从犯被控犯有敲诈勒索公私财物罪；以营利为目的引诱、容留妇女卖淫罪，分别处以十年和七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五年，没收全部个人所有财产。在预审和起诉乃至最后判决的过程中，我始终没有听到吴迪的消息，似乎她不在我们一案中。我真有点纳闷，从警方掌握的大量证据和同案人的口供（包括我自己）看，她决无脱逃可能，我不懂警察为什么有意疏忽这一重要线索。后来到了劳改农场，遇到卫宁，才知道，警察没有抓到吴迪，晚了一步。那天我们走后，她反锁在屋里，用刀片切开了自己手腕的动脉血管，血流了一地，没有遗书。
下篇
一
我在劳改农场种了两年葡萄，成了劳动能手。第二年底得了重症肝炎。起初感到乏力、食欲不振，试表有点低热，没介意，以为是一般流感，抗抗就过去了。可一天早晨起来，变成黄蜡样，接着出现谵妄、狂躁等神经失常症状。管教干部医院，路上，我就昏迷了。医院的大夫给我静脉滴注了大量肾上腺皮质激素和强的松，制止了病情恶化。但由于我过去长期生活不规律，酗酒，肝功能损害严重，在治疗时又并发了严重的胃肠炎，病程迁延，转变为慢性肝炎。医院住了半年，除了个别单项指数居高不下，一切阳性体症都慢慢消逝。考虑到我愈后不良，监狱农场条件也不适于隔离休养，继续劳改有可能再复发感染，导致生命危险。原审法院改判我监外执行，保外就医。狱方为我联系附亲居住。我已无直系亲属，几门远亲确实勉强。狱方征求我个人意见，我黯然说不要麻烦了，自己回家去住。入狱后，我父亲原单位还算不错，没有收回那套小单元，属我父母生前购置，不在没收之列的一些家具什物还封存在内。我在农场存下了一小笔钱，另外银行中我母亲名下尚有一小笔刚解除冻结的存款，这样，暂时我的生活还不成问题。
我到家的头几天，心情还算好，休息得也不错，想吃就吃，想睡就睡，有点自由的感觉。屋里的奢侈品悉数入官了，桌椅床柜还齐全，只是屋子长期没人住，十分阴潮，好在天气也渐渐热了，每天可以开窗通气。我终日一个人在家，亲戚自然是没人了，朋友也别提了，唯一有时来看看我的，是那个年轻的管片民警。他倒是个好心眼的人，拿我也当半个朋友看，有时，我们还聊聊天，他要不怕传染，也抽两支我的烟。
“当年，我真叫你给蒙了。”他高兴了，也无话不谈，“你那孙子装得可够匀实的。”
“那会儿是装的，这会儿可是真闹个肝炎。”
“肝炎没事，好好养能好。你也是瞎他妈折腾，怎么搂不着钱，憋那份坏，媳妇也没了。你媳妇的事你知道了吧？”
“我媳妇？”
“就是跟你合伙蒙我的那个女的。真媳妇假媳妇我也不知道，叫吴什么来着？”
“……你当时在场？”
“我领着市局的人来的。明听见屋里有人嘻嘻哈哈说话，门锁着，叫不开。踹开锁进去，窗帘拉着，人就躺在这张床上，胳膊搭拉在床沿，手腕切的口子肉翻得像小孩嘴唇，脸扭向一边，似乎自己都不敢看。血已经流尽了，遍地殷红，走不进人，你想想，几千ＣＣ血喷出来是什么劲头。她是学生吧？”
我点头。
“可惜。市局人说，其实她不死没事。她是你们裹进去的，顶多劳教两年，辩好了，当庭释放也没准。想不开，害怕，岁数太小，挺好的小妞就这么完了。”
我没说话，递给片警一支烟。抽了会儿烟，我问：“你说当时屋里有人嘻嘻哈哈说话？”
“没人，她开着录音机，录音带上有人说话。这是障眼法，她考虑得还挺周全，看来是下了决心，这样的人救也救不活。”
“录音带，那录音带没收了吗？”
“好像没有，那是她的东西。本来她父亲来时，我叫他上这儿把闺女的东西认认，老头怕伤心，死活不来。也许还扔在这屋里哪个旮旯，那种老式的ＴＤＫ带子，红盒，上面有颗黑白相间的多棱宝石。你干吗？”
“随便问问。”
“你们俩是不是真好过那么一段？”片警问。
“没有。”
“噢，”他颔首吸烟，“算了，甭说这事了，过去就完了。”
我们又聊了会儿，天色已晚，片警起身告辞。我送他到门口，他突然停住脚对我没头没脑地说了句:
“她死后脸上泪水还没干呢？”
门哐地关上了，我单独隔绝在这几间阴潮昏暗、悄无声息的屋子内。我走进卧室，看看那张凌乱、空荡荡的床。房间内灯泡被窗外的风吹得摇曳，人影黑黢黢地放大在墙上，像是一个面目模糊、形体虚幻却紧紧相随的灵怪。我开始翻箱倒柜，直到不抱希望后，蓦地发现那盘印着颗宝石的录音带就在桌上一个显眼的位置。我把录音带放进我的小收录机，按下去，一阵节奏铿锵的老式爵士乐响过后，出现了对话：
“现在由著名的吴迪小姐为大家演唱，吴小姐是从埃塞俄比亚回国，她在非洲很受人民爱戴……”
“我……我第一次见到你，你放风筝在蓝天。”
“吴小姐很激动……”
我蹲在楼角黑暗处，看到片警晃晃悠悠骑个车过来。他看见黑乎乎的一团，片腿下车，犹疑地走过来，走到跟前，认清了我，大声说：
“你在这儿干嘛？这么晚了，想劫道呀？”
“你干吗去？回所还是回家？”我问他。
“回所，今晚我值班。”
“到我那儿去呆会儿。”
“出了什么事了？”他看我脸色。
“没事，想找个人聊聊。”
“嘿，你倒瘾大。那就去呆会儿吧。”
我领着片警到了我家，殷殷勤勤地招待他。片警问我：“你怎么不睡那屋床上，倒睡这屋地上？”
“地上宽绰，在圈里睡惯了，再者说，日本人不也全睡地上?”
片警被我逗乐了：“你那会儿睡地上跟日本人是一个意思吗？”
我笑嘻嘻地跟他说：“我告诉你件事，吴迪自杀，不是怕折，为什么我知道。”
“嘁，你又知道了。”
“你们全弄拧了。”
“我这人，宁吃白煮蛋，不听摆活蛋。”
“不是摆活。她呀，”我神秘地说，“是因为爱我无望。”
“嘿，瞧你那一脸光荣。”片警十分腻味地说，“合着你巴巴儿地把我请来，就为听你这些缺德事？她怎么死的，与我无关，我得值我那班去，你呢，留神她的鬼魂吧。黑更半夜起什么腻呀。”
片警拍屁股要走，我忙拉住他：“等会儿，还没说完呢，我发现我有个特异功能。”
片警停住脚，疑惑地看着我。
“我一放这盘带，”我举着那盘印有宝石的录音带，“就能让时光倒流，打破三维空间，再现两年前的情景，不信你听。”我把录音带放进录音机按响，“你瞧，瞧这堵墙，看透那屋了吧？瞧瞧，吴迪又躺回那床上了吧？侧着脸，手腕上的口子翻得跟小孩嘴唇一样。瞧那一地血，粘稠的、殷红的血，像龙头里汩汩流出来的水……”
片警没去看那堵墙，只是目不转睛地看着我，打断我严厉地问：“你喝酒了？”
我嘿嘿乐。
他一把揪住我：“你怎么喝得烂醉，不要命了！”
“没事，就喝了一点。”我举起一只手指头。
“缸子呢？”片警松开我，转身找水缸子，去厨房接了一缸子水，含了一口。
“你嘴鼓得跟猪尿泡似的。”
“噗”——片警把嘴里的水喷到我脸上。
“好点了吗？”他问。
我点点头，自个儿趴在地铺上。
“你真胡闹，肝有病，还喝酒。怎么啦？”
“帮个忙行吗？”我脸色苍白地说，“让我回监狱。习惯了人挨人睡，一个人……睡不着。”
“这不可能。”
他冷淡地说，关了灯走了。
我知道世界上没有鬼魂，但有噩梦。假若那些身临其境般又极为逼真的梦中场面日复一日地再现、强化，便足以使人大白天也产生带有强烈真实感的幻觉，特别是梦中的环境和气氛与现实中的环境和气氛完全一模一样。譬如是同一间阴暗、昼夜变化不明显的屋子，是真实存在过的一个人和真实存在过的一些事。那么，久而久之，神经再健全的人也没法不渐渐混淆现在的真实和过去的真实。甚至被那种幻觉深深迷住，滋生出根深蒂固的信念，内心明白又无力摆脱。我正是受到了这种蛊惑。几天后，那个年轻的管片民警来到我家，一进门便大吃了一惊，我形容枯槁得不像样子，精神也极为萎靡颓唐。
“你怎么啦？”
“没事。”我竭力克制自己才没说出蠢话，让他看躺在床上的吴迪和一地鲜血。在我看来，他踩了一脚血。
“我看你不能一个人这么呆下去了。”他关切地对我说，“也许，你该找个女朋友。如果你不惹乱子，我不会找你麻烦。”
“不，”我疲惫地摇摇头说，“我得这种病就像阉了一样，早绝了那份念头。再说，唾液和精液也是传染途径，不能害人。”
“你一个人，”他迟疑地说，“能行吗？你需要个人照顾。”
“无所谓，我自己能照顾自己。”
“你可别骗我。”他说，“最近西瓜上市，事儿开始多了，我也不能老来看你。有什么事你可都跟我说，能帮的我就帮你。”
“……”
“没事我就走了。”
“别走……”
“到底怎么啦？”他急了，一把抓住我的手腕，“你他妈便秘啦?”
“我害怕。”我一下垮了，“我不能再住这儿了……”
二
南方城市夏天，黄昏仍然闷热，街上车接长龙，人如潮汐。我在一家蒸笼般的小吃店吃了两屉包子，出了一身大汗，走到街上，被风一吹倒挺凉快，便裹在便道上的人流中，慢腾腾地走着，领略着摩肩接踵的逛街乐趣。我到这个人口密集的南方大城市三天了。这之前，医院，出院后便离开了北京，换房、卖旧家具的事都托给那个好心肠的民警去办。我希望这一圈兜回来，一个没有任何旧痕迹，能让我安安静静生活的新环境在等着我。尽管我并非无辜，没什么要人同情的，可我也没有义务总受那种折磨。我喜欢这个庞大、拥挤的城市。那些高耸入云的老式巨厦，繁多的放射状的商业街区，瘦小精干的男女市民，唧唧哝哝的方言都使我产生莫名的异域感。使我和我所熟悉的那个城市的生活即便不是一刀切断，也骤然拉长了距离。我成了一个游客，旁观者，游离于千百万人的喜怒哀乐之外。我庆幸听不懂这儿人们的语言，免去交流之苦。别人笑骂奚落，冷言冷语，我一概充耳不闻，怡然自得。夜晚，在黑漆漆的地下室旅馆的一片鼾声中悄悄入睡。我混迹在人群中，走过一家家橱窗琳琅、光线柔和的商店，什么都浏览，什么都不买。一直走到汽笛声声、轮船如梭的江边码头，在沉沉暮色中登上一艘灯火通明的华丽客轮。这艘客轮夜里将开往东海里一个以“海天佛国”著称的小岛。我执的是三等舱票，是间二人舱室。我放下手提袋，就到甲板凭栏吸烟。天色已暗，岸上的高楼大厦或尖顶高耸或庞然矗立，在宝蓝色的天幕下形成凸凹厚重的黑色剪影。楼厦下街巷莹白，人似蚁集，稠稠蠕动。甲板上热闹起来，舷旁挤满了旅客。客轮离了码头，在江心掉了头，在黑的江里缓缓行驶，两岸景致流动。大型龙门吊犹如一具具恐龙骨架蹲踞夜空；堆着整整齐齐集装箱的货船吃水线压得低低；一条接一条靠着码头卸装的散货轮；无声无息交错驶过的长串驳船；远处昏暗的楼群突兀明亮地拔出一幢高厦。客轮开出长江口，城市微缩成一团闪烁的光斑。信号台；灯标。辽阔漆黑的江面上，海洋吹来的风阵阵掠过。最后一个码头是海军舰队驻泊地，一艘艘并排靠着的军舰，低低亮着一溜舷窗，舰面建筑呈金字塔形。再往前就没什么可看的了，滔滔江水，一弯冷月，我返身下了舱。客轮舱内十分宽敞明亮，豪华的餐厅内，很多旅客在吃着丰盛的晚饭。商品齐全的小卖部出售啤酒和白酒。透过宽大的玻璃门可以看到候机室一样舒适的五等舱里，人们坐在一圈圈软排椅上聊天，打扑克。客轮行驶得很平稳。我沿长廊走回舱室，两个女孩子在舱里等我。?
“你住在这舱吗？”
?
我点点头。
“换一下好吗？我们俩想住在一起。”
我这才发现这样的双人舱室，陌生的青年男女住在一起实在不方便。
“你的舱在哪儿？”我提起扔在床下的手提袋。
“旁边一间。谢谢你。”
我走进旁边一间舱室，一个女孩子在铺床。我退出来，挨间舱室找有无一男一女的。很多一男一女住在一起的，但他们都不肯跟我换，都是新婚夫妇。我只好走回那间舱室。那个女孩子正在水池旁对着镜子擦脸。我拉下墙壁上的弹折椅坐住，感到十分局促。那个女孩子擦完脸、手，又擦脚丫，最后，用水洗净手巾，方方正正晾上。找出盒护扶膏，挖在手心上，搽在脸和脖子上。她双手抚摩着光润的面颊，遇到我的视线，嫣然一笑，我咧咧嘴，低下头。
“你还没领卧具吧？”
我抬头怔一下，“噢”了一声，跑出去。女孩子笑吟吟地望着我。
我挨了久候的服务员一通训，抱着枕头、毛巾被回来。女孩子正在小鸡啄米似的吃瓜子，看双膝上摊开的一本书。见我进来，笑眯眯地问：“吃吗？”
我摇摇头，不由一笑。
“吃吧吃吧。”她抓起一把瓜子塞到我手里。
我不太会嗑瓜子，嗑得皮瓤唾液一塌糊涂。
“瞧我。”女孩示范性地嗑了一个瓜子，洁白的贝齿一闪，我下意识地闭紧自己被烟熏得黑黄的牙齿。
“会了吗？”她睁圆眼睛问。
“没有，我还是抽烟吧。”
我点燃一支烟，站在舷窗旁吸，烟袅袅飘向舷窗口，一出去就立刻刮飞了。海在月色下，银灿灿的波涛起伏，客轮轻快地行驶。
女孩把书翻得响，看得飞快。
“你看这么快？”
“看不懂呗，就看得快。”
她一笑。
我从未乘过海轮，这是第一次，我也从未见过这个女孩，第一次，可我似乎在波涛上航行了一辈子。我的头有点疼了。那个女孩子合上书，那是本深奥的文艺理论著作。
“船开始晃了。”我说。
“我看看。”女孩灵巧地从弹椅上跳起来，过来扒住舷窗往海面上看。大海横流，犹如一个巨大的、三百六十度转动的年历盘。墨蓝的天空上，暗象牙色的云追逐着月亮，奔涌着，堆积着，变幻莫测，千奇百怪，令人惊心动魄。
“那块云像马克思，那块像海盗，像吗？你说像吗？”
舱里的灯突然灭了，全船的灯都灭了。
“你是学文科的学生？”我问。
“你怎么知道？”黑暗中传来快活好奇的声音。
“很简单，丑姑娘才去学理工。”
“诬蔑！”一个女孩子的嗤嗤笑声，“我是学英语的。你也是学生？”
灯亮了，全船又是一片通明，我面前站着个陌生女孩。
“你看我像学生吗，我是劳改释放犯……”
“我才不管你是什么呢，你是什么我都无所谓。”
尽管夜航有不准关灯的规定，我们为了睡得好一些，还是把灯关了。门上的方窗透进走廊的灯光，舱里什物依稀可辨。躺在铺上能感觉到船下面浪的走向，但很轻微，不致引起晕眩。女孩子刚躺下还叽叽呱呱说话，得不到我的响应，也无声息了。
夜里，我被冻醒，感到有点不对头，迷迷糊糊一睁眼，登时吓得魂飞魄散。床前背光站着个女人，长头发被舷窗灌进来的强烈海风吹得拂舞，扰乱了脸部的线条，一双近在咫尺的眼睛闪着晶体的莹光。她慢慢地，动作夸张地抬起手捏了捏我的鼻子。
“醒了吗？”
我醒了，也想起身在何时何地，就是一时还说不出话。
“醒了就起来，再晚看不见日出了。”
“你先去吧。”我的嘴唇动了动，大概什么声音也没发出来。
“真懒，不管你了。”女孩说了一声，开门出去了，又伸头进来，找着电灯开关，“啪”地按亮，倾泄而下的灯光中一张姣好、美丽的脸庞一闪而逝。我从上铺跳下来，被海风吹了半夜的肢体都僵硬了，我拉开手提袋，找了件套头衫穿上。
我走出舱室，来到上甲板，脸上、身上立刻感受到了强劲的风，这是轮船疾驶带来的风。晦暗的海面上浪并不大，无数小浪头在跳跃着，弧长的天际线很清晰。我在伏满人的舷旁找到了同室那个女孩，在她旁边挤了个地方。天边的云已经红了很长一抹，海水天空的颜色都在晨曦中变化，海水变得葱绿，天空变得蛋青色，不知不觉，一切都亮了，可太阳仍未出来。又过了会儿，嫣红的云透明了，飞絮般一片片飘开，霞光迸射出来，无数道又粗又大的七彩光柱通贯青天，呈现出一个硕大无朋、斑斓无比的扇形。这景象持续了很长时间，接着太阳出来了。海天之际乱云飞渡，太阳是从云间出来的，一出来便是耀眼的一轮，迅速上升。
“好看吗，你说？”屏息凝望半天的女孩惘然问。
“都说好看。”我懒懒地说，“我不知被人拖起看过多少次日出。”
女孩看我：“你一点不激动。”
“激动。”
“激动什么啦？你说，每天升起的都是同一个太阳吗？”
“这已经被科学证实了。”
“不对，有３６５个太阳，每天轮流值日。”
“胡扯。”我一笑。
我们向后甲板走去。女孩轻盈地走在前面，喜洋洋的，美滋滋的，摇晃着头发，流眸顾盼，使每个注意到她的人都不由精神一振。餐厅在后甲板摆了些桌椅，供旅沐着晨风进早餐。女孩掏钱做奋勇状，我笑着拉住她，叫她去占位子，自己转身去餐厅柜台买早餐。餐厅只供应一种雪菜肉丝面，我端着两碗面条放到女孩面前时，觉得真委屈她。她却很高兴，马上用筷子卷着面条吃起来。
甲板后面推进器犁开一条白浪翻卷的宽阔航迹，犹如绿色海洋上一条连接大陆的白色大道。蓝白两色的海鸥排密集的犹如绿色海洋上一条连接大陆的白色大道。蓝白两色的海鸥排密集的翼形，紧紧跟随着破浪疾进的客轮。青天白日，海水明澈，一切都是那么洁静、纤尘不染。我们坐在这干干净净的画面里，同周围衣着鲜艳、容貌俊秀的青年男女一道谈笑风生，就像画中人。轮船驶进群岛间的狭长海峡，两边出现连绵不断的海岸线，可以看到岛上黛色的山，缭绕山腰的白雾；影影绰绰的房屋；桅杆林立的渔港。这些岛都有雄壮的大陆感。再往前，就出现了翡翠般星罗棋布的小岛，浸浮在茫茫海洋中，在阳光下闪着玉的光泽。轮船鸣笛驶近一个郁郁葱葱中隐现着宝刹古寺、楼台亭阁的小岛。回舱室收拾行李时，我捡起扔在床上的那本厚壳书，翻看扉页。女孩上来夺：
“不许看。”
我闪开她，念了扉页上的字：“‘赠给胡亦’，胡亦？”
女孩笑着拿过书，塞进包里。
三
由于水浅码头小，客轮在港湾里下了锚，旅客分批乘汽艇登陆。码头上有砾石铺的停车场，几辆旅行车往各处风景点运客人。迎面一座不高的山，山上长满低矮的松林。山间一条石板路，一些游客在林间穿行。我看了看导游图，这条路通向岛上香火最盛的普渡寺。
“你怎么走？”胡亦喘吁吁地提着包赶上来，“你打算去哪儿住？”
“我打算到镇里找家旅馆，那儿离海近，旅馆也多。”我指出导游图上小镇的位置给她看。
“那我跟你一起走。”胡亦歪头看了看我手里的导游图，说，“我也到镇里去住。”
我们挤上一辆旅行车，胡亦动作敏捷，帮我占了个位子。旅行车沿着环岛新铺的碎石公路飞驰，年代久远的玄武岩牌坊；干涸海塘内倾斜的渔船；绿油油的西瓜地相继进入视野。旅行车爬上一个山坡，我们俯瞰到海边一湾湾金色的沙滩，蓝色海水卷起的一道道长长的白浪，浓绿的海岬上朱顶飞檐的亭子和小巧的寺院。旅行车风驰电掣冲向海边，倏地一拐，驶进山麓下的小镇。我们在一个山门宏伟、殿堂无数的大寺院前下车，立即被眼前的“佛国”风光吸引。千年古樟覆荫了寺前空地，白石栏围护的大莲英池里荷花粉翠，一座精雕细凿的石拱桥越池街道。道旁横一赭黄色影壁，上书“观自在菩萨”五个大字。古寺朱墙一端接小镇熙攘的旧街，另一端新型旅馆、商场、饭店栉比，游人如云，香客川流。树荫下小贩的瓜果桃李色艳芳香，荷池边摊上的念珠木鱼琳琅悦目。一些兜揽住宿生意的妇女围上来。胡亦和一个妇女交谈几句，兴高采烈地对我说：
“住她家吧，她家便宜，两个人五元钱，一个人二块五。”
“一间屋？”
“当然一间屋了。”那妇女说。
“有没有两间屋?”
“两间屋十块。”
我对胡亦说：“她是包屋，五块钱一间。”
胡亦问那妇女：“包床行吗？”
那妇女摇手。
“脑瓜真死，真不会做生意。”
“别跟她们扯了，我们找旅馆去住。”
我拉走胡亦去旁边一家寺庙改造的国营旅馆登了记。这家旅馆条件不错，有化纤地毯、彩色电视机和卫生间，价钱比私人家庭旅馆贵一些，但比起内地同等水平的旅馆便宜得令人咋舌。胡亦住在我隔壁，都是双人房间，她的房间有个老太太，我房间就我一个。我放下手提袋，脱了鞋，光着脚在地毯上走，打开电视，电视里正在给放暑假的孩子放动画片，我调了调天线，让电视开着，去卫生间洗澡。打了香皂，喷头没了水，我一筹莫展地站着等水。胡亦进屋叫我的名字，我在卫生间瓮声瓮气地答应。她问我的龙头有没有水，我说没有，叫她去问问服务员。她跑出去，回来后站在屋里对我喊，服务员说每天早中晚供水半小时，下次来水要到晚上。我用毛巾擦去脸上的香皂，穿上短裤走出来，十分气忿。胡亦瞅着我的狼狈样笑。我见她头发脸颊湿漉漉的，问她怎么洗的，她说同房间的老太太接了一浴盆水，她都给用了。
我们下去问服务员海边有多远，服务员说不远，穿过小街就是。我和胡亦穿着拖鞋出了门，穿过寺前，丁字形旧街，上了个小山坡。坡上有一颓败的多宝塔，顺塔前小路下去，便到了两个海湾的交汇处。我们进了有防鲨网的收费浴场。时近中午，阳光炫目，沙滩反射着红色的光晕，人不多。海潮退了很远，防鲨网距岸仅十数米，挥臂即到。我们先后游到网边，悠闲地贴着网绳横游。海水阳光披浴在皮肤上，晶莹滑润。远处慈悲岛横亘海面，犹如一尊仰面东海的巨大观音，头身足栩栩如生。横穿海湾后蓦地发现防鲨网是卷在网绳上的，安全感顿失，游回岸边，心有余悸，问及当地人，方知夏季这一带海面没有鲨鱼。我们在沙滩上一个遮阳伞荫影中躺下。我有点疲倦，海水的涌动又是那么缓慢、有节奏，一会儿便睡着了。醒来伞荫旁挪，胡亦用湿热的砂子将我全身埋了，跪坐在旁边看着我咯咯笑，继续一捧捧往我身上堆砂子。我微笑着任她摆布，只露一颗头在偌大空旷的沙滩，平视碧波万顷的海洋和湛蓝如洗的天穹，心平如镜。
“好玩吗？”她笑着俯脸问我。
我笑着点头。
“埋埋我，你把我也埋起来。”她叫。
我坐起来，推掉身上的砂土。胡亦仰面躺下，双腿伸得笔直。我把她埋起来，只剩下一颗美丽的头颅。随着砂土的堆积，她脸上的顽皮和笑容消逝了，长长的睫毛盖住阖上的眼睛，脸色变得安详、平和、苍白、熟悉，像梦里时常浮现的那张脸。那是个可怕的瞬间，就像童话里外婆幻变成狼一样。我抚了一下她的脸，想抚去幻形。她睁开眼，温柔地冲我一笑，缓缓倒流去的时空又倏地切回现实：这是东海中的一个岛，我和一个刚认识一天的女孩一坐一躺在蓝天白云下的沙滩上。
“你怎么啦？”她坐起来，困惑地问我。
“没怎么。”我恢复了平静，“我看你闭上眼，不知你在想什么。”
“我觉得，”胡亦乐滋滋地又闭上眼，“好像在这儿呆了几万年似的。”
我没搭腔，却受到深深的触动。天空、云朵、海洋、礁石，触目皆是亿万年沧桑的见证。多少罪恶被冲刷了，大自然依旧纯净、透明、恒久、执拗地培植、唤起人们的美好情感。
“你怎么那么忧郁，心事重重。”胡亦望着我问，旋又笑，“我真的有点信你是个劳改犯了。”
“……”
“我就是便衣警察，来侦察你的。”她接着笑说，“这儿到处是我们的人。”
“你觉得很逗是吗？”
“我……”她不笑了，脸飞红了，低下头，“对不起，我跟你开玩笑呢。”
我没掩饰被刺痛的神情，但也没再说什么。
黄昏，我们从海滨浴场出来，在小镇的丁字街上吃晚饭。胡亦不大笑了，细声细气地说话，不时看我的脸色，我有点过意不去，就主动开几句玩笑，她也马上活跃了。小镇倚山造房，街是倾斜的，铺着青石板。两旁一间挨一间木板盖的小吃店和餐馆，临街一面完全洞开，走在街上可以看到一格一格神态迥异的顾客围着桌子吃饭，店里的年轻女孩子坐着板凳卖海鲜，螃蟹、虾、淡菜、鱼种类齐全。再就是卖观音像、香袋、瓷雕的小铺子，这种小铺子又多兼卖速冻水和烟糖，也是年轻姑娘在招揽生意。卖水果小贩的担筐集中在街口石牌楼下。穿僧鞋拿雨伞的小尼姑和健壮的赤膊渔民夹杂在衣着时髦的游客中穿街而过。游客多是清秀苗条的南方人，偶尔可见金发碧眼的高大欧洲人。整条街就像电影摄影棚中搭的布景。我们在一家私人餐馆坐下来吃饭。这家餐馆二楼放着香港武打录相片，五角钱一位，不时有年轻人踩着木制楼梯“咚咚”上去，剧情中的搏斗呐喊声亦不时传下来。我们一边吃着新鲜的鱼虾，一边看着街上来来往往的人。天黑了，街上没路灯，但间间敞开的铺面里的灯光明晃晃地照亮了小街，人群鲜艳的服饰霓虹般地变换、流行着。店内外的游客都友好、无拘束地互相交谈、开玩笑。我们也和同桌的一群度假的青年人聊了半天。出来走在街上，一群和胡亦相仿的男女学生又和我们搭讪取笑。卖水果的小贩热情地叫住我们兜售，我们买了一个沙瓤大西瓜，几斤殷紫的李子。回到住处，切了西瓜，边看电视边吃。房间后窗吹进不易察觉的轻风，黑鸦鸦的山脉上，一轮明月悬空，回廊庭院中树影婆娑。我有点心神不宁，刚才碰到的所有人都说我们是一对新婚旅行的伴侣。
四
这儿的服务员不大讲究，一大早门也不敲就进来重手重脚地打扫房间。我被吵醒后便躺在蚊帐里看导游图。服务员走后我起来穿衣服。卫生间还是没水，我把所有龙头拧开，出门去寺前闲逛。旅行车又拉来一批批新到的游客，寺前空地十分热闹。我在一家早早开门的旅游商场买了两盒香烟，又回到饭店。刚进房间便听到水龙头哗哗响，忙进卫生间关住溢出水来的浴盆龙头，刷了牙洗了脸，照镜子时我发现，才游一次泳，就晒黑了。第二天胡亦穿着睡衣睡裤睡眼惺松地跟进来，爬上我的床四肢摊开躺下，抱怨老太太打呼噜，早上外面又吵，没睡好。
“还睡呀？”
“嗯。”她睁眼冲我笑一下，哼一声，又闭上了眼睛。
我无所事事地坐在写字台前翻看昨天的本地报纸，吸烟。过了会儿，听到身后床的弹簧响。回头看，她睁着眼看着我：“要喝水。”
我倒了一茶杯水端过去。她在我手里咕嘟咕嘟喝了阵，惬意地叹口气，又倒下去抱着毛巾被闭上眼。
“你笑什么？”她问。
“你睡觉跟小孩似的。”
“哼。”她用鼻子哼了声，脸藏进毛巾被里。
我继续看了会儿报纸，她在床上开始翻来覆去地折腾，毛巾被都耷拉在地毯上。
“睡不着就起来吧。”
她生气地坐起来，赤脚下了地，也不梳头不洗脸，问我昨天买的李子呢，“要吃。”
我告诉她在脸盆里。她去卫生间端出脸盆，蹲在地上挑挑拣拣地吃。
“劳驾，把脸洗了去。”
她不理我，啃着李子，眼珠骨碌碌转着冲我翻白眼。我把脸盆踢进床底下：
“不洗脸不让吃了。”
她沉着脸瞪我，嘴里还在咀嚼着。我好言说：“怎么能不刷牙洗脸就吃东西呢？这不卫生，又没人跟你抢，这些李子都是你的。”
她转身往卫生间走，拉着长音不满地说：“那么多事，跟妈似的。妈！”她回头对我做了个怪脸，进了卫生间。等我想起来，跑进卫生间，她已经刷得满嘴牙膏沫了。
“你怎么用我的牙刷。”
“用用怎么啦？”她含着牙刷说，“又用不坏。”
“我有肝炎。”
“那怕什么。”她转脸继续对着镜子刷牙，“我不怕。”
“传染上可是你的事，我不负责。”
“没要你负责。”
胡亦洗漱完，梳好头，新鲜干净地出来，忘了李子，跳上写字台坐着，手扶着桌沿，晃荡着长腿问我今天干什么。
“先去逛庙，下午再游泳。”
外面阳光强烈，我不怕晒，就光着头走。胡亦有个凉帽，忘了戴，不时把手捂在额头上。她额头很宽耸，据说这种人聪明。
“怕晒黑了不漂亮？”我边走边问。
“才不是呢。”胡亦嗔我一眼，“晒得烫。”
她掀起短短的刘海让我摸，我一摸，乐了，果然烫手。
我们先在小街上一个小姑娘的店里吃了肉汤饺子（这岛上的饮食风味是南北大串法），然后沿着石板山路去一个最有名的尼姑庵。这庵原是东汉末年一个弃修行的道士的炼丹洞，后来造了庵，以道士的名号做了庵名，还把这道士供在了观音旁边。这种兼容并蓄的大度精神还表现在庵里僧尼共存。当然，凡夫俗子尼姑是不理的。遇有轻浮男子试图搭讪，那些十八九岁的小尼姑便连忙摇手低头，口中喃喃念动真经。庵中有大量年轻尼姑，个个相当虔诚，在香烟缭绕的圆通宝殿里，我们见到一个瘦嶙嶙的小尼姑在慈祥的观音塑像前立起跪下，一丝不苟，连续几个小时地磕着头，青黄的脸上洋溢着执迷的神态。令人眼前身后事如奔马激流尽涌上来，恍闻天外雷声隐隐传来。几个时髦青年趴在蒲团上叩头如捣蒜，诚惶诚恐。
“你不磕吗？”我问胡亦。
“不。”她放肆地说，“磕它干吗，迷信！”
“陪我磕磕。”
“不。”她一口拒绝。
我转身出去买了把香，燃着在菩萨前拜了拜，青烟袅袅地插在香炉上。胡亦一声不响地看着我，我犹豫了一下，还是跪下去，深深地俯首。站起来对胡亦说：“走吧。”
“你信佛？”走出殿门，胡亦问我。
“不，我只是不想在神明前无礼。”
走出山门高高的门槛，我们又置身在幽幽曲曲的山路。一旁是石砌的护山墙，荫如伞盖的大树。一边是苍郁的松林，陡斜下去的山坡，林隙可见远接青天的碧海。
“你害过谁呀？”我蓦地停住脚，胡亦笑着问，“这么小心翼翼。”
“你就那么……问心无愧？”
“当然啦。”她一昂首，“我从来没对不起过谁，都是人家对不起我。”
“寡妇抱着夜壶哭——”我对警惕地望着我的胡亦说，“我不如你。”
“这是个笑话吗？”她乜着眼犹疑地问。
“不是。”我对她说，“你没发现我从不开玩笑。”
“我早就发现你是个乏味的人了。”她大声说，“我最讨厌乏味的人！中国人怎么都那么德行，假深沉，假博大，真他妈没劲！”
“小姑娘说话别带脏字。”我提醒她。
“我他妈乐意带。”胡亦气急败坏地说，“你管得着吗！谁都想管我，这不行那不行的，就跟谁能千年万世地活下去似的。”
“怎么谁都想管你了？”我笑着问。
“可不是吗。”她数着手指头告诉我，“爸爸妈妈哥哥，老师团干部里弄积极分子，谁都管我。这些人有没有自己的事？怎么就像专为谁为别人才活着似的。我才不管那一套呢，不让我一人出来，偏一人出来！哼，想怎么着就怎么着！”
“那么随便？”
她乐了，点点头，像一只神气活现的鸟。
山路尽头出现了光秃秃的顶峰。顶峰崖边突兀地屹立着一块巨石，摇摇欲坠，千年不坏，人站在下面势危如泰山压卵。这是岛上一个奇迹。在善男信女们眼里，这巨石是上苍神力使然。攀上巨石，风声呼啸，脚下山峰尽小，人如立于青天之下，万物之上。极目千里，海天浑然，云在静静疾走，浪在无声奔流，似能感到地球、天体的运动；似能眺到早已消逝在地平线外面的过去年代的人、物。绰绰约约，虚缈飘忽，历历在目。
“你看到了吗？”我问站在旁边拼命用手护住头的胡亦。
“什么？”她不解地顺着我的手指方向看去，“你看到什么了？”
“使劲看。”
“我什么也看不见！”
我定睛再看，蔚蓝的天空上，白云像被孙大圣定住的飞驰仙女，一动不动。海则如冷却了的玻璃液，凝固成厚重的一块，渐次透明，反射出温莹的光泽。列岛、船只，错落有致，浑如一个巨型盆景。
“没了。”我说。“什么没了？你看见什么了？”胡亦着急地抓住我的手，“海市蜃楼?”
“说不清。”
“你别故弄玄虚了。”她央求我，“告诉我看见什么了。”
“下去吧。”我说。
“我不。”她说，“你不让我看到，我就不下去。”
“我什么也没看到，开个玩笑。你不是说我乏味吗。”
“可是一点也不幽默。”她像个哭了鼻子也没多吃成冰棍的孩子那样失望，满怀怨恨，“这不是开玩笑，这是骗人。”
下山的路上，她不理我了。就连我说出“你说得对，谁也不能千年万世活下去”这样明显讨好的话，也没能使她瞧我一眼。中午我们回旅馆吃的午饭。饭后我们各自回屋休息。我睡了一觉醒来，庭院、各个房间静悄悄的。我早晨把药瓶的盖子拧得太紧，这时怎么也打不开了，我垫上手帕拚命拧。忽听胡亦迭声喊我。她脸红扑扑地从外面跑进来，坐在我的沙发上喘气，面带紧张地往窗外看。
“怎么啦？”我问。“我刚才自己出去了，去海边。”
我把药片含在嘴里，往杯里倒水。
“碰到流氓了！”她大声说。
我看看她，仍紧闭着嘴，直到用水把药片送下去，才张口说：“是吗？”
“是吗！你怎么一点没有正义感。”她十分委屈，“就是不认识的人也不该这么无动于衷。”
我又喝了几口水，问她：“什么流氓？”
“小流氓，两个。他们跟了我一路。”她大惊小怪地说，“吓坏我了。”
“怎么你了吗？”
“怎么也没怎么，说了很多难听话。”
“说的什么？”
“说我嘴大。”她脸红了，“说我下雨不用打伞。”
我笑了。
“你还笑。”她也难为情地笑了，“真差劲。”
“他们那么说也没什么恶意，大概是喜欢你。”
“我知道！”
“知道你还生气。”
“我知道你把我当小孩！”
“没有。”
“就有！你上午对我的态度就像对小孩，跟我打哈哈，一点不尊重我。”
“没人不尊重你。”我安慰她，“你当然是大人。”
“那两个人就不尊重我。我嘴大额头大我自己知道，他们干吗在大街上说我。你帮我打他们。”
“什么？”我说，“你叫我干这个。”
“嗯，考验你。”
“好吧。”我想了想说，“去看看。”
胡亦高兴得一跃而起，我叫她等等，去卫生间换了游泳裤。她问我是不是往腰里掖了刀，我说是。
在小镇的街上，胡亦指给我看那两个正在买西瓜的“流氓”。是两个文绉绉的青年，有一个还戴着眼镜。他们看见我和胡亦过来，就冲这边笑。我也冲他们笑笑，往前走去。
“你怎么不打他们？”
“我打不过。”我跟胡亦说，“我刚才是换游泳裤，不是掖什么刀。”
她气坏了，转身要跑开。我一把抓住她的手腕子，对她说：“你以为用刀扎人像开玩笑那样随便吗？不能对别人也想怎么着就怎么着。”
她挣开我跑了。
我独自走到海边，脱了衣服游进去。海水在我四周闪着焊花般的耀眼光芒，柔软的水波从我头上后背滚滚而下，我有力地划着水，向蓝得没有一点瑕疵的、绸缎般的大海挺进。游了一阵，我四肢伸开躺在海面上，眯眼享受着阳光的照耀，随波漂浮。一个小小的人头出现在岸方向的蓝色波涛中，越来越近，我认出是胡亦。她游到我身边，鬓上挂满亮闪闪的水珠，向我击出一掌飞溅的水花。我竖起来，踩着水，她也踩着水，腼腆地笑着说：
“我又来了，你生我气了吗？”
“没有。你生气了？”
“我也没有。”她大声说。
“往前游吧。”我对她说。她点点头，我们一起向大海纵深游去。
“喂，我觉得你特像个算命先生。”
“什么？”我游慢了点，等她上来，“我不会算命，和尚会。”
“我说你像个算命先生，那么诡秘，话里乱藏玄机。”
“你像什么？”我不太喜欢她对我的这种看法，换成仰泳，瞧着她。
“我像人呗。”一股小浪激到她脸上，她闭了下眼和嘴，又纷纷张开。
“人什么样？”
“瞬息万变，唯恐天下不乱。”
“譬如……”
“譬如，”她笑嘻嘻地抢着话头说，“刚才我真恨你，转念一想，又不恨了。”
我停下来，有点喘吁吁。她游上来靠住我，我托着她胳膊踩着水。她快活地喘息着扒住我的肩膀说:
“没准以后我还会喜欢你，你也会喜欢我，天知道。不像你算命先生，老那么沉着，有条不紊。”
我松了手，她沉下去，一会儿浮出来，咳嗽着抹去脸上的水：“你想害我呀。”
“我们游得太远了。”我环顾四周海面，已经出了海湾，那尊仰躺的巨大观音脸上的白塔绿荫已十分清晰。
“没鲨鱼，渔民说了。”
“有暗流，去年已经淹死了一个人。”
我们涉水上岸，长长的浪潮翻卷着，滚动着。水花犹如无数拥挤跳跃攒动的白鼠群，冲上来，化作一滩滩水沫，渗入砂下。沙滩变得湿润褐黄。
傍晚，我们正在街边挑选玩赏一件两个接吻小孩的有趣瓷像。古寺晚祷的钟声响了，一下接一下，沉闷悠远，小镇上空梵音萦回飘荡。我们循着钟声一路走进寺院，已经昏暗了的大雄宝殿中，一个身披红黄两色袈裟的长老领着上百个黑衣和尚在佛像前做着诵经晚课。长老在一名小僧的搀扶下，连连拜倒。分立两旁的汗流浃背的和尚一手摇扇，一手掌拜，在领诵僧的带领下，整齐嘹亮地哼哦。佛脸在摇曳的烛火中闪耀着慈爱的光环，微阖的慧眼俯视着顶礼膜拜的人，又似视而不见。大雄宝殿后面小殿里别是一番景象。五彩灯泡明灭着，三个峨冠博带、法衣斑斓的和尚坐在佛前陛台上，吹着电风扇，嗯啊吗吧地边唱边舞动法器。一班小和尚敲击着镲钹木鱼伴奏，声调抑扬顿挫，重复循回，就像唱着一首古老的叙事诗。
我和胡亦各求了一支竹签，上面各是一句旧诗。我那上面写的是：“春雨断桥人不渡”。她那上面写的是：“无端隔水抛莲子”?
?
五
“喂，你看见我的袜子了吗？”
我靠在床头，双手抱
脑看闭路电视。胡亦手上沾着肥皂沫问我：“我的一只袜子脱下来怎么不见了？”
“……”
她东瞅瞅，西翻翻：“你没拿？”
我仍旧看电视。
“问你呐。”她走到床边，用湿手捅我一下，也掉脸看了电视里令人眼花缭乱的武打，“你倒是说话呀，哑吧啦。”
我把目光收回，忍着气说：“我凭什么得知道你的袜子在哪儿？”
“不知道你就说不知道呗。我不过就是问你拿没拿，怎么啦？”
“没拿，也不可能拿。”我忿忿地继续看电视。
“瞧你那副样子，谁欠你二百吊似的。”胡亦厉害地瞪我，转身出去，“这人怎么这样，没劲透了。”
剧里最潇洒的一条好汉被铁砂掌打吐了血，眼瞅着就要被凶神恶煞的坏蛋结果了性命。一位漂亮的小姐自天而降，雄壮地怒吼着，指东打西，挽狂澜于既倒。我听见胡亦在窗外和人嘁嘁喳喳说话，话里夹笑。从纱窗看出去，见她一边晾衣服一边和下午遇到的那两个“流氓”说笑。一会儿，胡亦跑进来，拉我去打扑克，说那两个人邀请我们去他们房间玩，他们也住在这家旅馆。
“带刀吗？”我问。
胡亦笑着说：“人家不是流氓。”
“这会儿又不是了。”
“走吧走吧。”
她牵着我，走到隔壁那两个满面笑容的人的房间，对他们说：“这是我爱人。”
我猝不及防，先热情地和那两个人一一握手，坐下来才瞪胡亦。她嘻嘻哈哈地和那两个人开着玩笑。
“你们是旅行结婚？”戴眼镜的那个问我。
我哼哼哈哈，不置可否。
“我爱人不太爱说话。”
“性格内向？”另一个小子笑着瞅我。
“比较深沉。”胡亦简直是乐不可支，“他是学考古的。”
“是吗！”那两个家伙一阵惊叹，“属于四化人材呀。”
“哥儿们，”我说，“咱们不是玩牌吗，怎么改了，拿我开起心了。”
“没那意思没那意思。”戴眼镜的那个拿出扑克牌，洗了牌。我们四个开始摸牌，玩一种赌点小输赢的牌戏。那两位都是老牌痞了，玩得很油，也很体贴我们，赢了几局后又送了我们几局。不就是玩么，我也没太认真，乱叫高分。玩来玩去，胡亦成了唯一赢家，赢了几块钱硬币，愈发兴致勃勃。我已经有点心不在焉了，一边出牌一边睃眼看电视。
“你真是考古的？”年轻的那个牌友问我。
“听她胡说，不是。”
“那是干什么的？”
“街道干部，你呢？”我问他。
“他们是作家。”胡亦插话，俨然已相知颇深的样子。
“噢。”我想起旅馆某个房间门上似乎贴过一张某出版社笔会报到处的告示，原来他们就是那伙写东西的骗子。他们自报了家门，我听着耳生。胡亦又告诉我他们的作品是什么。我瞅着胡亦热心声张（真不知她怎么和这二位一下子这么熟）以及两个作家谦逊的样子十分可气，明明看过那些作品也装糊涂，“我很少看中国小说。”他们又说了一大堆来参加这个笔会的如雷贯耳的名字。胡亦兴奋得满脸放光，又恭顺又敬仰。
“我不知道你还是文学爱好者。”
“我当然是，”胡亦白我一眼，“我兴趣广着呢！”
这牌已经没法玩了，因为胡亦开始就文学提出一连串诚恳而愚蠢的问题，那两个家伙在煞有介事地热忱回答。一个热情的文学青年撞上一个或者两个热情的作家真是件令人恐怖的事。他们的话题渐渐大起来，已经侃出了国界。我明显感觉碍他们的事，又不便拍屁股走，似乎不恭，只好假装被幼稚的武打片所吸引乃至全神贯注。正在我痛苦不堪的时候，电视救了我。本来打得激烈的场面突然变成了一个正在脱衣服的女人，也许放录相的人也没料到，愣了几钞钟，接着中断了，屏幕上一片雨点。各房间冲出很多兴奋的男人，往别的房间闯，都以为自己房间的电视机坏了。我趁乱溜走。我的房间里有个陌生男人在搞我的电视机，我客客气气请他出去，关上门上了床。
夜里，胡亦从作家们的房间出来，路过我的窗口看见我还没睡，就进来了。进来便问我：“看到了吗？”
“什么？看到什么？”我不解地问。“裸体女人呀，你那么飞跑，看不上可太亏了。”
“是非常遗憾。”
“真丢脸，我没想到你竟是这么个低级趣味的人，把我的脸丢尽了。还是在作家面前，人家会把你写进书里。”她很傲慢，到底是和作家消磨了一晚上。
“我不大懂。”我说，“怎么会连你的脸也一块丢了？”
“我跟他们说你是我爱人呀。他们都问我干吗找这么个又老又俗气的人。”
“这是对我的侮辱。”
“可你的确看上去又老又庸俗。”
“我说你侮辱了我。我怎么会成你爱人，你大概不知道我是谁。”
胡亦诧异地看着我，走过来：“你是谁？是毛主席丢的那个孩子？”
“你别闹，别闹。”我求她。
她一把抱住我，咯咯笑着：“让我也一亲天颜。”噘着嘴唇作势欲吻。
我开始还觉得可笑，扒她死扣着我脖子的双手，接着就像蜂蜇了一般打了个哆嗦，过去熟悉的感觉、冲动蓦地喷射到全身。我猛地推开了胡亦，她向后踉跄，一个屁股蹲坐在地毯上。“别闹。”我无力地说，感到全身的血液在沸腾，“我经不起逗。”
“你把我弄疼了。”
“我拉你起来。”我把她拉起来，喘着气说，“回去睡觉吧。”
“你怎么啦？”她纳闷地问我。
“你快走吧。”我厌恶地说。
那一夜我几乎没睡，咬着牙躺在床上忍受着勃发的情欲烈火般的煎熬。天亮后我去洗凉水澡，发觉眼睛都红了。
胡亦还没起，我也不想见她，独自去海边沙滩散步。海风吹来，凉意侵人，裸露的肤肌起了鸡皮疙瘩，我双手抱肘慢慢走着，鞋里灌满砂子。我在沙滩上坐下，涨满一湾的潮水一批批退下去，留下波纹状的一道道水印。我坐了很久，心平气和地想着那个撩人的女孩子，直到阳光笼罩了我，才起身往回走。我在海边公路旁喝了小贩的速冻水，喝下去就后悔了，那香精和漂白粉味真叫人恶心，吐又吐不出来。尽管这样，我的心情仍然挺好。
我走进旅馆时，胡亦正在院里和那两个作家说话，看到我一齐哈哈大笑起来。
我进了房间，胡亦也神态诡秘地跟进来：
“你去哪儿了？”
“遛遛。”
“怎么不叫上我。”
“忘了。”
“你看上去挺高兴，什么事这么乐？”
“没事，便秘了好几天，刚通。”
“我昨晚，”她在我旁边坐下说，“惹你生气了吧？”
“还好。”
“我真怕你嫌我轻浮。嗯，我有件事想问你。”
“别兜圈子了。”我温情地瞅着这个忐忑的女孩，“你想问的那件事我知道了。”
“我没说呢，你怎么会知道？”她脸红了。
“这种事不用说。”我微笑地说，“感觉就能感觉到。是的，我也喜欢你。”
她抿嘴笑。
“别笑，我觉得这件事我们双方还都要慎重。我有必要让你了解我是什么人，然后你再决定，即使你动摇了，我也不怨你。”
她笑：“你说吧。”
“我是个劳改释放犯，谈不上释放，保外就医。”
“我不在乎。”她忍着笑说。
“我得的病还是传染病。”
“没关系。”
“我在你前面和很多女人有过关系。如果你想听……”
“想听。”她笑嘻嘻地说，“洗耳恭听。”
“别笑了。”我说，“你怎么像是开玩笑。那年，我认识一个像你一样可爱的女孩，她非常非常爱我……”
胡亦大笑起来，笑得十分厉害，眼泪都出来了。我钳口呆住了，不知所措。
“你笑什么？”
“我发觉你这人平时不露，一露出来比谁都逗。我就不喜欢那种嬉皮笑脸穷贫的相声演员，好演员就得观众笑自己不笑。”
“我不是跟你说相声！”
“你别逗我了，我肚子都要笑疼了。”她笑得弯下腰，欣赏地瞅着我，“你真油，一眼就看穿了我的花招。我的玩笑还没开起来，你就先接了过去，他们俩还说你会上钩呢。”
“谁们俩？”
“那两个作家呀。我告诉他们咱们不是夫妻。他们非说你在偷偷爱我。我说他们编小说，他们叫我试探你，问你，和你开个小玩笑，还跟我打了一个西瓜的
赌。这下他们输了，你的幽默感比他们强。”
我想我的脸色已经变了，忙点起一支烟遮掩。
“咱们去找他们吧。叫他们买瓜。”
“你去吧。”我强笑，任凭胡亦怎么拉也不动地方。我知道见到那两个卑鄙的家伙，我肯定会控制不住自己的。胡亦跑掉了，我听见隔壁旋即响起的笑声，忙迅速离开了旅馆。我沿着海边公路漫无目的地走。由于每年台风的劲吹，岛面对外海的这一面几乎没有高大树木，阳光直射在路面。我在灼人的阳光下行走，很快全身出了汗，感到愤怒在一点点增长。两辆满载游客的旅行车从我身旁驰过，卷起灰尘，我变得肮脏、粗陋、怒不可遏。岛的地貌在顶端起了变化，佛陀山支脉绵延入海，公路劈山削崖而过，连续出现峥嵘的山口。长着低矮乔木和草丛的陡峭山壁上刻满佛像和谶语以及毛主席诗词。在一个山凹我看见了一个香客游人云集的大寺院。我拐入一条小路，走到岛顶端的一个楼阁。楼阁凌空建造在峡谷间，海水在下面的礁石上激流飞溅，涛声如雷。楼阁后面悬崖上有一条大裂缝，狭长多褶，晦暗神秘，潮水涌进涌出，据说这是观音现身处。阁内立一十八手观音，金碧辉煌，垂目凝神。我怎么才能像你那样雷打不动？我问。回来的路上，我走进芦苇荡中的小径，高大茁壮的芦苇密密麻麻，一望无际，犹如森林。海风掠过，苇浪翻滚，簌簌作响。走出芦苇荡，天已经黑了，黝黑的山林中寺院和人家的灯火点点。柠檬色的月亮低低悬在海面，波平浪缓的海面泛着一层银辉，在夜色中遥远、幽静、漫无边际，像是一片结了冰的湖水。我神情黯然地伴着月亮走，饥寒交迫，感到非常悲凉。
小镇的街上灯火通明，人声鼎沸。各个餐馆里笑语喧喧，杯觥交错。我在一个餐馆坐下来要饭菜吃。旁边一群作家在喝酒，今年这岛上的作家比和尚都多，街上疯狂扭迪斯科的，房间里昏天黑地搓麻将的都是作家。我问一个也住在我们旅馆里我原来以为是商人的作家，他那两个年轻伙伴怎么不见。那人喝得醉醺醺，半天才闹清我说的是谁，说他压根不认识那两个“瘪三”。“他们要是作家，我就是罐装青岛啤酒。”
六
我希望胡亦能注意到我的异样，希望她像平时那样，脚跟脚进来询问我，毕竟我一天没见影了。可她已经失去了对我的好奇和兴趣，看到我从窗前经过也不招呼，继续和那两个骗子谈笑。我躺在床上，听着隔壁传来的尖声尖气的笑声，尽管决不愿承认，也明白自己是吃醋了，嫉妒了。也就是说，我认真了。他们说话声音突然大了，胡亦站在打开的门口说：“等会儿我，我马上就来。”接着飞跑过我的窗前。我来不及多考虑，一跃而起，喊她的名字。
“什么事？”她闻声走回来，推开我的门。
“进来。”我说，“跟你说件事。”
“急吗？不急明天说吧，我还有事。”
“这么晚了还有什么事？”
“嗯，他们，那两个作家约我去夜泳，月光浴。你去不去？”她毫无热情地邀请我，“要去一起去。”
“我不去。”我说，“你也别去了。”
“为什么？”
“我觉得这么晚了不安全。”
“我有伴儿。我不是告诉你了，那两个作家陪我一起去。”
“什么作家，哪儿有作家？”
胡亦不耐烦的脸上又添了一丝不满：“别装傻了，你又不是不知道。”
“你指那两个和我们打扑克的小伙子。”我微笑地说，“他们可能是有学问的人，也许是宇航员，但你别把作家跟他们拉在一起，他们连作家的儿子都不是。”
我本来以为胡亦会吃惊，会惶惑，会刨根问底，然而都没有。她只是看了我一会儿，问：“那又怎么样？”
“怎么样？他们是骗子！”
“那又怎么样？既然谁都可以冒充思想家，冒充一下作家有什么不可以？”
“你不在乎？”
“不。”她笑，“我觉得这个玩笑挺有意思。你不是也一直说你是劳改犯，不过你这种冒充可太俗了。”
“胡亦胡亦。”那两个年轻人在外面叫，“在哪儿呢？走不走啊。”
“来了。”胡亦闻声往外走，“来了来了。”
“等等。”我粗暴地抓住她胳膊。
那两个年轻人推开我的房门，出现在门口。我松开胡亦，像马一样毫无表情地说:“二位作家，等会儿行吗？先到院里等会儿去。”
“怎么啦？”其中一个问胡亦。
胡亦脸色苍白，勉强笑笑说：“没事，你们出去等会儿吧。”
两个人退出去，在院里嘀嘀咕咕说话，胡亦瞟我一眼：“还有什么，快说吧。”
“没啦。”我沮丧地说，“就是希望你慎重点。”
“怎么没啦？应该还有呀。”她尖刻地说，“干吗不把你这么醋劲大发的原因讲出来，酝酿了一天的勇气又烟消云散了？”
“对。”我说，“是那么回事，我喜欢上你了。噢，不用羞羞答答了，爱上你了，不是相声。”
“我信了，还不成？！”胡亦鄙夷地瞧着我，“爱上我了，哼，我也必须爱你吗？”
“当然不。”
“好，那我告诉你，你多情了。我不爱你，压根也没想过要爱你。”
“……”
“要是我过去不检点，哪句话哪件事让你误会了，算我不好，向你道歉。这几天你照顾了我。我谢谢你，以后咱们各玩各的吧。”
她转身要走，我挡住了她，低三下四地说：“你别生气。”
“我没生气。”她厌烦地吁了口气，“你还要我怎样？你帮了我忙，我谢了你，还不够？我还要和那两个——你说的——骗子游泳去呢。瞧，就是我真乐意和你结婚，你也受不了呀。”
“不，我不是道学先生。我可以做得比那两个小子都豁达。要是你仅仅因为这一点。”
“你都听什么了！”胡亦恼羞成怒，爆发了，“我不会跟你结婚。我不是不跟你结婚，我跟谁都不结婚，我根本还没考虑过结婚呢。”
“……”
“其实，你也是鬼迷心窍，你跟我结婚有什么好。”她口气和缓些，“要说结婚，你还是找个像过去那个‘非常非常’爱你的姑娘，一定会对你好一辈子的。我可就说不准了，即便现在喜欢你……我跟你说这个干什么！躲开，我出去。”她气了，像呵斥一条狗。
“你不能这样对待我。”我说。血涌上脸，青筋毕露，太阳穴一跳一跳的。
“我怎么对待你了？”她也气愤地尖叫，“你这人怎么这样无礼。我们不过是萍水相逢，一块玩了几天，我又没花过你一分钱，从始至终就是旅伴关系。别说没有什么，就是真有过什么，我想走你也管不着！难道你碰到对你热情一点的女孩子，就都以为她们一门心思要嫁你?”
胡亦推开我走了，我屈辱地低下头。那天晚上，他们一夜没回来。电视播音员预告，今年第五号台风今天夜里到达这一带海面。
第二天早晨，天气阴晦，斜风阵阵，海水变得黑黄混浊。浪潮一道跟着一道，紧紧衔接，刚掀起锋面，就在顶尖翻花卷浪，咆哮着滚滚而来，迅猛有力地冲刷上岸。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重重叠叠，白浪滔天，形成宽阔、蔚为壮观的浪阵。岸边的游泳者，下海游出几米，即被连续跃起的海浪灭顶，无影无踪，接着，随着冲上来的厚厚潮水的退回，狼狈地出现在沙滩上。纵观全海滩密密麻麻的游泳者，竟无一人能冲过浪阵。我走下沙滩，水刚齐腰，即受到浪头猛烈撞击，水浪把我打得颓然倾倒。我匍伏在水中，见一个浪头刚刚掀起便一头钻了进去，水流呼呼从我身体两侧泻过，我顶住了强大的冲力，在浪头背后露出。长长拱起的波浪向岸上飞快扫去，留下一条狭窄深凹的浪谷。我刚游出谷底，第二线浪峰推了过来，我竭力往上起，未至涌尖已陷入沸腾、爆碎的白浪中。接着，像是有人猛推我胸部一下，我仰面朝天倒栽在水中，水流从我胸腹部沉重地驰过，裹着不断翻着跟头的我飞跑。水退滑下去，我躺在泛着水沫的沙滩上，七窍进水。我再次冲进海里，再次被无情的海浪掷回岸上。第三次我学聪明了点，斜刺顺着涌势游，不等浪头掀花破裂，刚呈形便越过峰顶，连闯几道浪涛，进入浪阵中心。这时我可以看到海面上远远涌来的一道道波浪，如何愈滚愈大，像一个慢慢爬起身的巨人，忽然站起来，顶天立地遮天蔽日。缓缓弯下腰，伸出无数只手爪攫住我，不顾我的托儿所，将我按住在水里揉成一团，像子弹似地装进枪膛，向岸上射去。我陀螺般急剧旋转着，风驰电掣地飞行着，耳内只闻水吟龙啸，良久，几乎窒息了，一头扎在滩上。我精疲力竭地爬起来，周身像被人揍过一样疼痛，张望着扬威肆虐的海，望着站在残水里嬉笑，浪一来便往回跑，享受着随波逐的男男女女。
乌云在海平线堆积、飘移、蔓延过来，苍白的天空像是洇了墨水的纸，迅速变暗、变黑，沙滩上像黄昏一样。一滴沉重的雨点打在我肩上，我仰起脸，又有数滴雨点先后落下。游泳的人们开始散开，奔跑。雨点连成线，密集地下成白茫茫一片，海滩很快空旷了。我抱起湿淋淋的衣服，走了两步，看到了胡亦。她独自坐在沙滩上，头发、衣服都湿透了，贴在身上。脸上雨水在流淌，我不知道她是否在哭。
“他们把你怎么啦？”
“………”
“你说话呀，他们把你怎么啦？”
“昨天我对你真不应该，你别生我的气。我这人就是这点不好，对人刻薄，说翻脸就翻脸，非得叫人也这么来一下，才知道不好。”
“他们把你怎么啦？”
“……”
“你说话呀，他们把你怎么啦？”
“别问了。”呜咽地说，“我不会告诉你的。”
风大了，雨幕抖动着，愈来愈密，愈来愈有力，已成倾盆大雨。我被雨浇得张不开口，睁不开眼。海潮一波波涌近，涛声雷鸣交响。
七
暴雨下了一天，晚上也没停，水龙头流出的水含了大量泥砂，岛上还断断续续停电。我没出屋，看着忽灭忽亮的电视。据新闻报道，台风已在与岛遥对的大陆沿海登陆，强劲地横扫了十几个县，造成了严重破坏。我没看见胡亦，不知她在不在自己房间。那两个男人领着两个姑娘进了他们房间，开始还能听见隔壁唧唧哝哝的说话声和哧哧笑声，后来就没动静了。窗外的雨一会儿急一会儿慢，无声的闪电不时照亮夜空、庭院。夜里，我忽然惊醒，隔壁房间有人在激烈地争吵，接着，争吵声戛然而止。须臾，我的房间灯一下亮了，胡亦满脸狂怒地闯进来。
“喂，你想要我吗？”
“干吗？”我从床上跳下来。
“别问，想要就给你！”
她走上来要搂我，我一把将她拨拉开。
“喝，还有点不好意思。”她嘴里喷出强烈的酒气，“你真是个清白的好人儿，一个痴情单恋的小男孩，命运总是对你这种好人不公正，该得到的得不到，不该得到的全揽。今天，我他妈就要铲除这人间不平。”她大喊。
我走开把门、窗关严，使她的声音传不出去，然后两臂架在胸前看着她。她头晕站不住，倒在了床上，安静了一会儿，睁开眼，见我还站在一旁，便骂开：
“你他妈怎么不动呀，吃货，还得我喂你？不是嫌我对你不好吗，这回我对你好了，怎么又怵了？噢，不会干，真是白活了。不复杂，这就像吃饭一样，不用学。”
我点起一支烟，仰头吐烟圈，心像一把被戴着铜指套的手揉拨的琵琶，弹着一支老歌。
“你难过了。不是你想象的那个可爱、纯洁的故事，不是你想像的那个可爱、纯洁的人。你像中学生一样浪漫，我告诉你，本来无一物。”
“不要意气用事，你这样报复不了谁，只会毁了自己……”眼泪从我干涸多年的眼眶沉重地流下来，像一个终于破了头的疖肿，流出来的是脓血。我只希望流得彻底、干净，只希望粉生生的肉芽赶快长满填平这个使我痛苦、不能正常生活的凹洞。重新恢复健康肌肤所具有的一切光泽、触感；重新恢复整个肌体的卫生；不受妨碍的功能。我声色俱厉地说：
“不要再提我的情感，不要妄加揣度，不要亵渎它，否则我不客气。”
“你别对我厉害，别对我这么厉害。”胡亦叫着，也哭起来。接着打起逆嗝，跑进卫生间，开始呕吐，吐一阵哭一阵。我给她捶背，倒水漱口，擦脸。她闭着眼睛嘤嘤哭，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我完了。”她说。
“想开点，现在刻骨铭心的惨痛，过个几十年再回头看看，你就会觉得无足轻重。”
“你说得倒轻巧。”
“那怎么办呢？”我问她，“哭死？灌硫酸浇一壶？”
她停止了啜泣，垂着头，愧悔难当。
“不用我再讲大道理了吧？”
她摇摇头。
“那就这样吧，别悲天悯人，自叹命薄了。你还年轻，依旧漂亮。”
“真的吗？”她抬头看我。
我点点头，对她笑笑：“你照照镜子。”
她掉脸看壁上的大穿衣镜，立刻恢复理智，本能地擦去脸上的泪痕，把凌乱的鬓发捋平。
“明天就走。”我也出现在镜里，“我去给你买票，怎么来的怎么回去。就当什么事也没发生过。”
“你跟我一起走吗？”
“不，我还要住两天。”
“我想给你留个地址。”她犹豫地问，“你要吗？”
“好。”我找支笔，让她写在纸条上。
“我……”她写好条子，表情复杂地看着我，欲言又止。
“好啦，”我说，“别说内疚的话了，也别假装爱我。回去睡觉吧。”
我送她出了门，她情不自禁地瞟了眼隔壁那扇紧闭的门，眼睛登时又黯淡了。我推她转过身:“不许再想这件事，高兴点。”
“高兴不起来。”
“想想别的事，过去的那些高兴事，没有一件吗？”
“有的。”她勉强笑了一下，进了她的房间。
我看她关好门，走回房间，点起了支烟，把她留的那张纸条烧了。
第二天，我到码头买船票。由于台风延误了几班船期，码头上人山人海。票房挂出了牌子，这两天的船票已全部售光。我耐心地在人群外等候，没多一会儿，那两个人果然满头大汗地挤出了人群，手里拿着两张船票。我迎上去，脸上露出笑容。
“噢，哥儿们，买着票了。”
两个人抬头见是我，脸上立刻流露出戒意，佯笑着说：“你也来买票？”
“没买到。我看你们是哪班船。”
他们犹豫着不愿把票给我看。我伸手拿了过来，翻来覆去看了看，还给他们。
“我们也坐这班船走，咱们一路。”
“你不是没买着票吗?”戴眼镜的问，把票装进衣兜。
“上船补呗。我刚在码头和警察套了个瓷，船上见啊。”我转身要走。
“哎，”年轻的那个叫住了我，“你们急着赶回去有要紧事吗？”
“我倒不急，胡亦特急。本来说再住两天，她突然变卦非要回去，也不知出了什么事，昨夜大哭了一场。你们知道她出了什么事？这两天你们常在一起。”
“不知道。”他们连忙说，“昨天还好好的呢。”
“我也纳闷，赶紧回去完了，可又搞不着票。瞧她那样，真怕她在这儿闹出点事来。”
“这样吧。”年轻的和戴眼镜的交换了一下眼色，说，“你们要急，我们的票让给你们。”
“那不好，一起走不就齐了，我们肯定能上船。”
“没关系，我们不急，晚几天走没事。你们上船补票只能补散座，还不够受罪的呢。”
“那太谢谢了。”我接过他们的票，付了钱笑着说，“谢谢，太谢谢了。”
下午，我送胡亦上船，一路都没说话。到了码头，只匆匆地握了握手，她就拎起手提箱走进去，头也没回。满载着乘客的摆渡船驶向湾里泊着的客轮。客轮各层甲板上站满了花花绿绿的人群，乱纷纷地向码头招手。胡亦穿的素色衣服，我早已找不着她了。我也知道，她的心神已经随着回程的开始，全部回到了旧有的、熟悉的另一个世界。这次旅行中遇到的人和事已尽量都留在这个岛上，包括我。客轮在港湾停留了很长时间，直到夕阳西沉，全部乘客登了船，才在满湾金波中启锚驶走。浩瀚的海洋在我们之间展开了，轮船愈来愈小，消逝在暮色苍茫的海平线。
我沿着幽暗潮湿的山阴道往回走，在一个衰老的老太婆的摊上买了把骨柄短刀，坐在一株古老的银杏树下的青石上开了刃。
这天晚上是观音菩萨的出家日，也称之为生日，就是说不知何年何月的今天晚上一个凡夫俗子肉身坏了，一个菩萨诞生了。各寺庙都通宵达旦地做着隆重的法事祭奠。海外各国的善男信女随缘乐助出成千上万的钱财。大雄宝殿内无数支红烛照的佛像生辉，铜铸的香鼎内插满了香束，燃得大殿烟雾腾腾，一批批信徒在林立两旁的僧众的唱经声中拜倒佛前。钟鼓回响在夜空，颂声萦绕于梁上。我回到旅馆安然入睡，梦里犹闻清音隐隐。早晨，我起床后感到神清气爽，精力饱满。美美地吃了顿早饭，走到海边码头。台风已远远带走了雷雨，海面风平浪息，红日遥遥浮出。乘早班客轮离岛的游客开始在码头聚集。终于，我看见了那两个躲躲闪闪提着行李的朋友。
“你们好。”我愉快地大声向他们问候。
他们的脸色则瞬时变了。
“多巧啊，又碰上了。你们怎么走啊，多住几天嘛，撇下我一个人怪孤单的。”
我挡住了他们的去路，他们放下行李，眼露凶光，手插进裤兜。可扫了下周围密集的人群，又慢慢露出笑容：
“你怎么没走呢？”
“舍不得你们呀，想跟你们做个伴。再住几天吧，这岛上的风光多么好。”
“我们不住了，你要舍不得走，就和你那个新婚妻子多住几天，和她做伴吧，她就缺伴。”
“她走了。”
“那你再勾搭一个，岛上有的是姑娘。”
“姑娘倒是不少，可没什么叫人刮目相看的。”
“你还挺难弄。得嘞，哥儿们，别这儿打岔了。让让，我们得上船了。”
“打你妈×岔。”我骂。
两个人脸上的笑容顿时僵滞了，直瞪瞪瞅着我：“你厉害，你厉害还不成。”
“厉你妈×害。”
“你别没完，我们这是让你，再来劲打出你屎来信不信？”
“你要打出我屎来。”我说，“也是你费事，还得一口口吃喽。”
这两个人是老手，出拳又快又狠，打得我不善。我躲闪着，用短剑在他们二人腿上浅浅地刺了几道口子。警察一到，就把剑一扔，举手投降。那两个家伙想跑，实在没处跑，被人群箍桶似地围着。我们三个人被带到了派出所，一人一个墙角蹲着。一个警察问我怎么回事，我说我们三个都是打圈里逃出来的，半道上闹翻了脸打起来。那两个小子一听我这么说，急得话都说不利索了。连连说根本不认识我，他们是上船的旅客，老实巴交的大学生，我这个流氓向他们无理寻衅。
“我信你们谁的？”警察问。
“谁的也甭信。”我说，“是公是母掰开瞧瞧。”
“说的也是。”警察踢我一脚，“我看你们都不像好人。”
警察去查了各地发出的通缉令，拿了一张回来，打量着通缉令上的照片和那两个耷拉了头的家伙，问他们：
“是你们俩没错吧？诈骗、轮奸，事不少啊。”
我直起腰冲那两个上了铐，恨恨地望着我的家伙笑呵呵地说：“咱这嗅觉可以吧，你们一张嘴，我就闻出了还新鲜着的窝头味。”
后来，警察对我进行了单独询问。不管他们怎么问，我都说我只是瞧出这两个小子不地道，报案又没证据，所以弄了个公共场所斗殴，以期引起警方注意。警察提到胡亦，说是那两个人交代了，让我提供受害人胡亦的情况。我说我不知道，没有地址也不了解详情。警察做了许多工作，我坚持我的说法。他们只得让我走了。
我一路乘船、火车回家。穿过了广袤的国土。看到了稻田、鱼塘、水渠、绿树掩映下粉墙绰约村镇组成的田园风光；看到了一个接一个嘈杂拥挤、浓烟滚滚的工业城市；看到了连绵起伏的著名山脉，蜿蜒数千公里的壮丽大川；看到了成千上万、随处可遇的开朗的女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