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晓原：“要说中国古代科技对世界产生了多么大的影响，通常这种表述容易夸大其词。总体上，从西方往东方的物质文化传递更活跃，中国的科学技术主要是在中华文化圈里传播。”

江晓原，男，年生，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主任，前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副理事长。

澎湃新闻：关于“四大发明”的争议在学界已经有些年头了，这些争议是怎么产生的？

江晓原：“四大发明”一直就有争议。“争第一”可以说是产生争议的一个症结点。本来我们认为，中国的“四大发明”稳居世界第一，但是现在看来，这是有问题的。

首先说印刷术的问题。韩国跟中国争印刷术发明时间的世界第一，这是不成立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给韩国认定的是金属活字印刷术，这已经是印刷术后期的发展，前期是木活字印刷术，这个发明权还在中国，且争议不大。

尽管在韩国也有发现雕版印刷的纸条，比如年发现的《陀罗尼经咒》。但存在的问题是，这很有可能是从中国带过去，遗留在韩国的文物。历史上，日本和朝鲜半岛上的达官贵人都喜欢中国的佛经，有些经卷因此流入，所以韩国发现的雕版印刷的残卷可能是从中国过去的。还有一点证据是，这个纸条上有武则天时期的特殊汉字，这是朝鲜半岛上应该不会使用的汉字。所以，印刷术的发明权在中国基本争议不大，只是在雕版印刷出现的时间上，目前学界仍有争议。

火药的问题，我以前曾写过文章。中国发明的是黑火药，西方后来发明的是黄火药，所以火药的发明权在中国也没有争议。

存在问题比较大的是造纸，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发明造纸术的国家，这个说法已经明显动摇了。

这个问题纯粹是我们自己搞坏了。原本，我们说蔡伦是世界上第一个造出纸张的人，我们所谓的“纸”，就是指用蔡伦的这套方法造出的“纸”。后来，有人在陕西灞桥墓发现了“纸”——其实就是扁平的絮状物，上面也没有文字，学界产生两种意见，一派坚决认为这是“纸”，一派则坚持蔡伦所造的才是“纸”。前者或许是想因此而提前中国发明纸张的时间，但是这里的问题是，主张“灞桥纸”是“纸”，实际上就改变了“纸”的定义。

一旦修改定义，这个事情就坏了。它提示人们，可以通过修改定义来“争第一”。如果灞桥墓发现的这个东西可以称为“纸”，那么，埃及人早在公元前三千年就发明了纸——埃及人的莎草纸，就符合一些学者修改后的定义。现在很多博物馆也都藏有埃及人的莎草纸作品，其上有大量的文字，还有绘画作品，如果我们承认存在“灞桥纸”，那么，为什么埃及人的“莎草纸”不能称之为“纸”？如果可以，埃及发明纸张的时间就比中国早得多。

这个事情已经说不回去了，所以，中国最先发明了造纸术，这个说法已经动摇了。

再说指南针存在的问题，这不在于要不要“争第一”，而是本身的存在就有问题。最初，我们说中国人发明了指南针，这个说法的依据不是实物，而是文献记载。有文献记载说，在航海中用这种东西可以指明方向。

但是为了要把指南针的发明时间提前，就只能寻章摘句。先秦时代的文献记载说，将天然磁石做成勺子的模样放在一块平板上，可以指明方向，这就是司南。在小学课本上都有一幅图，我们国家也曾发行过邮票，用的也是这张图。实际上，这是经不起推敲的。

司南是什么样的，文献上有记载，但是谁也没见过。后来我们广泛使用和看到的这幅司南的图出自王振铎之手。王振铎在年以前就搞和考古有关的工作，与科技史也有点关系，比如复制古代的某些器物。年以后他在大陆的文物部门工作。年代王振铎曾发表一篇文章，说自己“复制”了一个司南，那张广泛使用的司南图就是他文章中的插图。但他的司南从来没有学者见过，他的同事们回忆中也不曾见过实物。

还有一个很不利的事例。郭沫若去苏联访问，希望带一个司南作为礼物，当时他就让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的钱临照院士去做司南，郭沫若、钱临照都知道是王振铎的，但不知为什么没有让王来做这个事情。后来，钱临照造不出来，因为天然磁石的磁力很弱，那一点磁力很难克服勺子和平板之间产生的静摩擦力。钱临照没办法，最后磁勺所用的并不是天然磁石，而是用电磁线圈为其充磁，才克服了摩擦力，能够指明南北，郭沫若就带着这个去了苏联。而我们现在看到的司南的模型基本都是合金造的。这与王振铎的说法全然不同，先秦肯定没有电磁线圈，因此司南的说法可疑。

因为上述争议，似乎给人一种印象，我们总是拿靠不住的证据去“争第一”，于是产生了一个观点，中国的“四大发明”就是自吹自擂，这其实是偏颇的，也损害了“四大发明”的声誉。

澎湃新闻：近期网络上对于教科书有一系列的吐槽，其中也涉及中国古代科技成就。似乎形成的一个印象是，我们对于中国古代科技成就总是有“溢美之词”，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江晓原：关于网上的吐槽，我没有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