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吴同新
出品人
刘禹东
执行出品人
沈梦菲
主编
沈梦菲
王健（年5月——年9月）出生于北京。祖籍天津武清。
年9月，内蒙古通辽市哲里木盟科左中旗哈日干吐公社三棵树大队插队下乡
年9月，天津第二印染厂工人
年9月，考入南开大学经济系读世界经济专业本科
年9月，考入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读国际金融硕士研究生
年7月，深圳人民银行干部
年7月，中国银行深圳分行信托投资公司干部
年3月，深圳发展银行副行长，主持工作，法定代表人
年12月，深圳证券交易所筹备组负责人，副总经理，主持工作，法定代表人
年3月，深证证券交易所副理事长
先后任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委员会首任主席，中国证监会首届发审委员，中国证券业协会常务理事，深圳证券业协会首任会长、南开大学兼职教授等
主要成就：
1，组建全国首个股份制银行——深圳发展银行，首次按照国际惯例同时发行人民币和外币股票并集中交易。
2，主持创办新中国第一家开始运营的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出任出任主持工作的副总经理，法定代表人。为中国证券市场的创立和发展，做出了开拓性的工作。
3，发表金融及证券领域的学术专著10余部，文章余篇。
哲人说，人生的意义不在于长短，而在生命的内涵与价值。对个人而言，一生中能做成一件可留存历史的大事，便足矣。而王健却在他并不漫长一生中，做成了两件足以铭刻于史的大事：他主持筹建了中国第一个股份制改造、公开发行股票并集中挂牌交易的银行，又主持筹建了新中国第一家开业的证券交易所。他为中国资本市场的诞生和发展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使他成为中国证券史上名副其实的“拓荒牛”。
年恢复高考，仅有初中文化，当过三年知青，八年工人的王健，凭着自己聪颖和异乎寻常的努力，顺利考入南开大学。年大学毕业后，他又选择了读研，师从金融学名师钱荣堃与王继祖。
以32岁的高龄读研，王健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求学机会，他如饥似渴地学习、研究。作为南开大学金融管理专业的首位研究生，他的导师钱荣堃教授一心希望他留校任教。但他却决定前往深圳，在实干中创立一番功业。
年7月，王健获得南开大学国际金融专业的硕士学位后，怀揣着一颗火热的心，来到深圳中国人民银行报到。不久，又转到中国银行深圳分行工作。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王健就表现了他的才思敏捷，胆识过人和极强的创新意识。他运用自己丰富的专业知识结合实际工作撰写并发表了许多很有见地的文章，被称为金融研究的“快枪手”。同时，他还牵头组织了深圳的第一个“金融沙龙”，把深圳金融业有见识的，能写文章的人组织起来，针对深圳特区金融管理和宏观政策上的一些问题经常进行研讨和笔会；在全国第一个发行了大额存款凭证;帮企业推出了第一个商业本票.....把国外的不少新的业务模式引进到深圳，进而相继被全国各地模仿，学习。特区日新月异的建设给了王健无限的激情和创造力，使他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成长着。
初出茅庐，筹组深发展
年底，王健的第一个“龙门”开启了。
这年，深圳市委，市政府公开招聘12名局级干部。36岁的王健，由于其扎实的理论功底和从人民银行到专业银行及信托公司的实务经验，再加上组织“金融沙龙”期间的的广泛交流和研究，很顺利地获得了金融业务第一的成绩。在很多人质疑他的年轻和经验时，市委书记李灏拍板，让王健从副科级一下成为副局级干部，并受命组建深圳联合信用银行。
年的深圳，特区内外共有24家城市信用合作社。由于体制落后、管理不善、资本金规模很小等导致效益低下、资产不良、抗风险能力极弱，无法满足特区急速发展的金融需求。因此，富有开拓创新意识的深圳市委、市政府就想把这其中的6家联合起来，按照国际惯例进行股份制改造，组成一个新的联合信用银行，并进而把深圳办成全国的金融改革中心，股份制改革中心。
王健就在这样风云激荡的背景下，满怀着感激的心情上任了。
首先，王健起草了一套规范运营的组织架构和规章制度。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由全体出资人组成股东大会，并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董事会，由董事会任命经营班子的基本制度。
其次，在内部推行干部全国招聘，竞争上岗的机制。
再次，推出目标责任制，年底考核不合格者下岗。
这些在年的中国极富改革创意的举措，大大激发了各方面的积极性，提高了银行的竞争力。新的银行，新的面貌，规模和利润接连翻翻。
但是，半年多的时间里，这家银行竟然一直没有领到央行的“金融业务许可证”。
当时，尽管中国已经进行了股份制的一些探索，甚至上海和深圳两地还发行了几支股票，比如上海延中和飞乐，深圳宝安、银湖、三和等。出于各种考虑，这些股票设计的既像股票，又像债券，不仅保本保息，甚至可以退股。但是，无论政界、学术理论界还是民间，都对发行股票之事有很大的分歧，对股份制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莫衷一是。直到年小平南巡，才对这个问题一锤定音。但那已是五年之后了。
所以，在深圳提出要搞股份制银行时，当时的主管机关非常慎重。为此，王健在李灏书记的支持甚至亲自带领下，一年内三上北京汇报，人民银行总行也慎重地组织各部门和各专业银行开会研究，并派了专门的调研小组来深圳考察、了解情况。最终，由当时的国务委员兼人民银行行长陈慕华亲自向王健宣布，同意深圳将六家城市信用社联合组建为一家股份制银行，给将其命名为“深圳发展银行”。
年12月，全国第一家发行股票的股份制商业银行诞生了。王健担任第一任副总经理，由于没设总经理，所以由王健主持工作，并出任法定代表人。
最初的发展银行，设计股本总额0万，每股20元，分为以人民币发行的普通股和以港币发行的优先股，全部股票都可以流通。持有普通股股以上就可以参加股东大会。股东以其出资为限承担企业的经营风险，分享成果。
经过艰难的推销之后，深发展的0万股原始股终于全部被认购完毕。中国第一批吃螃蟹的股民诞生了。后来有人做过测算，在此后的三十多年里，通过不断的分红和送股，这支代码为“”的股票最早的原始股，增值了上千倍。这是当初谁也没想到的。
有了0万股的股本金，尽管在金融领域里还是微不足道的，但王健这支雏鹰终于可以带领他的队伍摇摇晃晃地起飞了。他们想方设法地吸收存款，绞尽脑汁开展了许多创新服务，实行严格地目标考核，大量吸收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业务骨干并加以良好的培训，又增加了许多新的网点。严格采取贷款抵押制度，大大提高了贷款质量，并拓展了不少多种经营业务，比如投行业务，金融租赁业务，咨询服务，大额存款证和商业本票业务，甚至在香港成立了合资基金公司，在海南成立了房地产公司，甚至以贷款入股其他拟上市公司......到年底，发展银行正式开业第一年，利润就比上年增加%。
第一家股份制银行，用靓丽的业绩回答了人们对它的质疑，也回报了那些“吃螃蟹的人”。
在此期间，年9月28日，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德曼教授在香港经济学家张五常教授陪同下专程到深圳考察发展银行股份制改造和发行股票的情况。最后，他鼓励王健他们说“你们已经走出了不容易的一步”，同时又提出了几点看法和疑义：
1，国有控股的股份制公司里，中小私人股东有没有话事权？利益能否得到保证？
2，没有证券交易所，股票怎么流通？
3，中国有没有相关的法律，比如证券法、公司法、会计法等等以作为企业运作的依据？
4，发展银行的领导班子是政府任命还是股东选举？
5，董事会和总经理班子的职权如何划分？如何对股民负责？
尽管时间很短，话也不多，但是大师却直指要害，让王健的脑门流出了汗水。因为他明白，这些问题，其实是股票市场运作的基本条件。以后在中国证券市场上一定会反复遇到，难以回避。由此，也给王健带来了深深的思考，并对他接下来的事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寄予重望，筹办深交所
王健最知名的身份，就是深交所主持工作的副总经理，积极推动了深交所的创建。这一时期是他人生中最荣光、最巅峰的时刻，也奠定了他在中国证券界的地位。年5月，王健接受深圳《晶报》记者专访时表示：“深圳证券交易所创立的过程，是一部艰辛的创业史，是一部现代化运作与传统运作的争论史，也是市场运作与行政干预的较量史。”
年12月27日，深圳市人民政府正式下发文件，任命王健为深圳证券交易所筹备组负责人。
最初的日子，王健这个“光杆司令”口袋里揣着这张任命书，骑着自行车，在深圳四处求人找经费，找场地，借人员，几经周折，费尽心机。好不容易凑了五六个人，在国贸大厦一个废弃的仓库里搭了个没有编制，没有工资的“草台班子”。
最难的是，当时，国内证券交易领域可谓一片空白，没有任何可以借鉴的实际操作经验，只能向海外学习、要经验。为此，王健与另一位筹备组负责人禹国刚（禹国刚年12月被党中央、国务院授予“改革先锋”称号）率领筹备组花费半年多时间，在香港联交所的支持下，在借鉴国际证券市场，尤其是港、台证交所的各项法规和业务规则的基础上，起草了《深圳证券交易所章程》、《深圳市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交易程序及清算制度》等法规和规章制度，共计30多万字，汇总成《深圳证券交易所筹建资料汇编》。对深交所的管理模式、管理法规、管理程序、交易程序和作业流程及市场规划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设计。此后，这个文件被称为新中国第一部证交所“蓝皮书”。
“蓝皮书”把公平、公正、公开作为证券管理的基本原则。坚持规范与发展并重，立法当先。
管理体制上，建议成立统一机构统管证券发行和交易，并下设交易所具体负责证券交易，以便于全面协调政府有关部门和专业化管理。
在发展目标上，尽力在最新的白纸上描写最美的图画，超越其他国家，成为世界一流。力求实现交易自动化，交收过户无纸化，通讯卫星化。
此后，王健及其团队以“蓝皮书”为指南，一步一步推动深交所组建工作：从深交所注册登记报备，到申请“准生证”，再到正式确定开业时间，等等，王健他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历尽无数周折，“一步一座山，一程一堵墙”，硬是在要什么没什么的环境里，将深圳交易所的筹备工作准备完毕，最终走近那个历史性的时刻。
年12月1日，王健亲手敲响了深圳证券交易所开业钟声。深交所终于开始试营业，王健任深交所副总经理，由于没设总经理，所以由他主持工作并出任法定代表人。
此后，作为深圳证券交易所筹备组负责人、副总经理、副理事长，深交所筹建和发展过程中的标志性人物，王健先后出任：中国证监会首任上市审批委员会委员、中国证券业协会首任常务理事、深圳市证券交易所上市委员会主席、深圳市证券业协会首任会长、深圳市首届有突出贡献专家、深圳特区十大证券市场风云人物、证券界18周年庆典的“推动中国证券市场杰出人物奖”，等等。
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家运作的证券交易所诞生，标志着证券市场朝着规范化、制度化方向发展。深交所既是新中国第一家按照国际惯例集中交易的证券交易所，也是一家发挥特区作为试验田和窗口作用的示范性的证券交易所。在几年的规范发展后，深交所于在全球第一个全面实现了交易电脑化、交收无纸化、通信卫星化、运作无大堂化，跳跃式地赶超世界一流水平，其交易系统的技术水平到现在仍处于全球领先地位。
深交所的创建无论从深圳还是全国金融改革开放的角度来说，都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目前，中国的上市公司已由当初的5家发展到近家；日交易额，由开业当日仅仅5笔共股的成交，发展到上万亿甚至最高超过两万亿元的规模；在证交所交易的金融产品的种类，也由股票、债券延伸到可转债、可交换债、ETF等各种衍生品；整个深沪股市的总市值甚至一度突破70万亿。
可以说，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经济转型、结构调整离不开证券市场的推动。
举步维艰唯奋力前行
风光的背后是外人难以体会的艰辛。深交所从成立到发展并非一帆风顺，而是交织着困惑、交锋、阻挠。因为在当时，开设证券交易所，证券集中挂牌交易，按照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管理，意味着证券商的交易手续费收入会消失，利益会严重受损。此外，由于之前的手工交易和柜台交易透明度差，有些人可利用此弊端大搞黑幕交易，操纵市场，攫取钱财。所以，这些人都坚决反对在交易所集中交易。
另外，当时的深圳市政府证券领导小组虽然成立，但是对其职能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工作小组根本没有实际决策权。这样的事实必然导致组建工作的难以推进。从年《蓝皮书》开始，到年4月22日得到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国家体改委、国有资产管理总局联合批文的下达，经历了1年半的时光，光是深圳证券交易所筹备组与主管机关之间的“协商”，就不知道耗费了多少精力！
除了内部体制机制的不畅，还有来自外部的激烈竞争。当时，与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时酝酿的还有上海证券交易所，二者同是中国证券的先行者，但也因此而成为实际的竞争对手。
年5月，在相关筹备工作已到位的情况下，王健和禹国刚等人去北京报批深交所开市，但得到的答复是：“‘深圳证券交易所’这个名字太敏感了，不能批。建议更名为‘深圳证券市场’。”王健一听就急眼了：“证券交易怎么能跟买卖肉菜一样呢？那边搞个菜市场，这边搞个肉市场，弄个‘深圳证券市场’实在别扭！”。自小养成的刚正性格，对事业的认真与执着，让王健敢做敢当，甚至为深交所起名这件“无可无不可”的事，都不惜和领导“翻脸”。
无独有偶，同年7到9月间，上海股票市场对于“交易所”一词的呼声也越来越高。在这种情况下，王健他们再次找到分管金融工作的副市长张鸿义，建议采取一个折中的办法，叫深圳证券交易中心，先取得北京方面的同意，让交易中心运作起来，等条件成熟了再更名。在这一“迂回”的策略下，“深圳证券交易中心”终于获批，并在最后定为“深圳证券交易所”。
对于深交所而言，一个名字便费尽周折，开业之难也就可想而知了。按最初的计划，定于5月13日开业，这样不但能创下全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的记录，而且也可以使深圳股市尽早地进入有序化的良性循环。但因为“准生证”办不下来，不得不改到8月18日试营业。等到了试业的前几天，主管部门又说“北京”不同意开业，只好又再次流产，改为10月13日开业。但就在开业的前几天，主管部门领导赴北京汇报情况后，这一时间再次废止。
就这样，王健他们在一次次的期盼和一次次的失望中，焦虑着、困惑着，也坚守着。在此过程中，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推进情况不断传来，当年11月20日，在得知上交所已准备于12月19日正式开业之后，有人还特意给他打来电话，略带几分嘲讽地说：“老王啊，你想当第一，可人民银行已经批了上海证券交易所。你要加把劲啊。”王健再也坐不住了，他和禹国刚立刻向深圳市委主要领导专程汇报，力谏要在此之前开业。
11月22日，深圳市委书记李灏、市长郑良玉等领导到深圳国际信托投资大厦15楼现场视察深交所的筹备工作，并当即拍板：不管有没有“出生证”，10天后，深交所这个孩子一定准时出生！
年12月1日，在尚未拿到“出生证”的情况下，深圳证券交易所开始了试营业。王健作为创办者亲手敲响了深交所宣告正式开业的宝钟，宣告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开始运营。
18天后，上海证券交易所才开始集中交易。
此后，对于深交所和上交所孰先孰后的问题，中国证监会首任主席刘鸿儒给出了他的说法：深交所试营业在先，上交所是正式营业在先。这一表述不仅尊重历史，而且符合国际惯例，可算是这一问题的定论。
从谋划成立深交所到宣告试营业，一路走来，深交所成立的每一步都走得极其艰难，甚至开业当天，钟声过后，整个上午无任何报盘交易，空市开盘。后来，他们才得知是有人串通好了，故意要让深交所零成交，造成“空市”情况，好让他们难堪。王健在知道这一消息后，找到他在国投基金部的老部下做了思想工作，才在当天下午完成了深交所试营业的第一笔交易，即深安达成交了5笔股，避免了开业首日零成交的尴尬。而这股成交量也开创了新中国股票交易的先河。
年4月22日，国务院授权中国人民银行批复成立深圳证券交易所。
7月3日，深圳市政府继为深圳发展银行举办开业典礼三年多后后，又为深圳证券交易所举行了盛大的开业典礼。国务委员陈慕华携国家体改办、中国人民银行、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国有资产管理总局与广东省、深圳市党政主要领导及港、澳、美、日等代表出席。
可是奇怪的是，开业典礼时，废了九牛二虎之力却无法让庆贺的氢气球升起来。这是否预示着新生的深交所即将面临的种种压力呢？
遭逢重病，犹以赤胆挽狂澜
深交所的诞生一波三折，它出生以后，仍经历了重重磨难。
当时，由于股市尚处于初级阶段，相应的管理制度非常不健全，先前柜台交易时期潜伏的股市狂热后遗症逐步显露出来。供需严重失衡，交割手段比较落后，场外非法交易盛行，人们对股票的认识也严重不足，证券市场实际上还处于一个混乱的状态中。而恰在此时，《人民日报》驻深圳记者站站长写了一篇内参，揭露了股市中一夜暴富的例子。报道传到了王震以及当时中共中央五位常委那里，引起震动，并引发内地强烈反应。在这种情况下，深交所开业以后，股市连续暴跌10个月，深圳股市几乎崩盘，震惊全国。巨大的压力笼罩在深圳的上空。
年7月10日，深交所召开第一次紧急会议，讨论救市。由于形势紧急，而与会者意见又分歧很大，迟迟不能达成一致。王健异常激动，当场晕倒在会场。在医院紧急救治后，王健被确诊为大面积广泛前壁心肌梗塞！这是一种很危险的病症，抢救过程中，医院甚至下了病危通知。
经过20天的抢救，王健终于战胜了死神，渡过了危险期。醒来后，王健每天都要不厌其烦地打听交易所的情况，以及股市上的新动向。医生不允许，他就偷偷地问前来探望的工作人员，为思考救市对策而辗转反侧，并憧憬着能尽快回到工作岗位上。
然而，这一次的突发重病留下了终身的遗憾。由于救治手段的不正确，特别是救护车路上的耽搁与后来溶栓剂量的使用不足，导致王健的心尖部位坏死钙化，没有收缩力，心功能大大降低，且不可恢复。
在王健治病期间，8月19日、21日、23日、25日，又连续四次召开“救市”会议，动员机构入市，加强市场的支撑力。但是，收效甚微，股市继续飞流直下。9月5日，深证股市几乎崩盘，股价指数由基日（年4月3日）的点跌至45点，股市市值已由50个亿跌至当日的35亿。
病床上的王健不顾身体衰弱，与禹国刚分析局势，谋划对策。他认为，必须要尽快止跌，让群众对股市树立信心。而此时，靠市场自身调节已无可能，政府一定要站出来，紧急救市。再往下掉，深圳股市可能会崩盘，一旦崩盘，深圳股市可能就此关门。在他的坚持下，市政府筹资2亿元用于“救市”大决战，并以深圳股市“调节基金”的名义，于9月7日入市，到11月14日，深证指数创下了收市报.9点的当年最高纪录，日成交额也于11月13日达到1.1亿元的新纪录。这次被誉为中国政府的第一次救市行动，终于告捷。
此次“救市”措施是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政府干预市场的成功范例，为今后的政府救市提供了参考经验。在这一次的危机处理，再一次显示了王健及其团队的专业素养、管理水平以及化解风险的能力。而遗憾的是王健自己却在过度的操劳中，积劳成疾，让他的事业不得不走向始料未及的方向，并最终从“会当凌绝顶”的万丈豪情中隐退，壮志未酬。
鞠躬尽瘁，但为股市献良谋
大病初愈后的王健身体衰弱了许多，稍微累点、激动点就喘不过气来，经常要用氧气。而当时的股市又非常复杂，牵扯方方面面的利益，再加上他性子急躁，很容易再次发病。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不影响工作，王健决意从领导位置上退下来，并三番五次地向组织部领导推荐禹国刚当一把手。组织上一开始不同意，他就好几次带着禹国刚一起去找市委领导谈，并以又要做大手术，不能影响工作为由，终于说服了领导，将主持工作的权力交付到禹国刚的手中。也因此，禹国刚对王健的公而忘私一直都充满着钦佩与感谢。
年年中，王健辞任了法定代表人，随后改任副理事长。禹国刚正式主持工作。但是每当有大事讨论、决策，无论是主管市长还是禹国刚都还想着让王健参会，很多决策都还要他点头才能确认。就这样，王健又坚持了一年，上半天班，有大事随叫随到。
这一期间，深交所与上海交易所的竞争也不断升级，两家所都不遗余力地争取上市公司到他们那里上市。这一做法直接导致上市公司质量整体堪忧。与此同时，中国证券市场问题日益突显：法律法规不全，管理体制不完善，监管不到位，从中国证监会开始到地方政府，从证券商、上市公司、到中介机构甚至包括交易所和登记公司，都缺乏有效监管，上市公司良莠不齐，假货冒牌货充斥证券市场，客观上导致股市基石被毁。
面对不成熟的证券市场，王健不顾身体羸弱，一方面为交易所的大事把关，一方面笔耕不缀，先后撰写了《上海证券业的气魄与胸怀》、《深圳股市怎么了》、《深圳股市与健全股市之比较》、《深圳证券市场面临的危机、原因及对策》、《对深圳股票发行市场的几点反思》、《论证券市场资讯公开制度》等近百篇文章，抨击国内证券市场种种弊端，并提出中肯建议，希望能借以推动证券市场良性发展。与此同时，他还组织深交所的工作人员在一起编书。在他的统筹下，先后编著了《深圳股市》、《股票交易技巧》、《证券交易手册》、《金融研究》、《中国股票市场问题争鸣》、《股票投资策略》等十几本专业图书，他自己也撰写了《货币政策及证券市场理论与实践文集》一书，内容涉及股票交易系统以及交易程序、交易架构、管理、法律各个方面，侧重于对中国股市的整体研究和认知。这些书的出版，对起步阶段的中国股市、中国股民甚至股票主管机关、券商等都起到了启蒙与普及作用。这期间，王健还倡导主办了杂志《证券市场导报》，并亲任总编。他还牵头成立了卫星公司、信息公司、电脑公司等众多的辅助性公司。上述努力，为当时股票信息的发布，股票交易的公平、公正、公开，以及股票交易系统高效和有序发展都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功成身退开拓之心永不灭
年，王健因身体原因办理了病退，离开心爱的证券事业。
从年到年，短短的7年写就了他人生最辉煌的篇章。直到今天，他的事迹还一直为业界所称道和尊崇，他的名字也必将与中国改革发展史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尽管离开了证券界，王健的内心，依然时刻都充满着对新事物的敏感和追求。即使从国外治病回来后，他也在惦记着将所见到的新产品、新技术引进到国内来。从澳洲的高性能保温涂料，方便耐用的削水果刀，到日本不加防腐剂的方便面、面条机等等。
年，王健受朋友之托组建了一家投资公司，开拓性地把国内的一些公司推到海外去上市。
接着，他又联合协和、阜外等国内几家最著名的医疗机构，成立了国内第一家保健俱乐部，力图在最高端的医疗资源和特需者之间建立直接联系。尤其是，他在当时就敏锐地提出了网上咨询和诊疗的设想。20多年后，年4月28日，国务院终于正式发文，促进互联网+医疗健康发展。
年的夏天，笔者专程专程去深圳看他。那时他已经不能站立，坐在轮椅上，瘦骨嶙峋但却依然思维敏捷，口齿清晰。回首往事，感慨时局，探讨得失，规划未来......他说“我是个不干事不能活的人，我还有我的志向，我还要利用生命的最后时光，把全国各地保健俱乐部分布搞起来，把VIP名医网搞起来，让更多的人受惠。让更多的名医名院直接在网上为广大的患者服务。”
他在内心祈祷：愿上帝在我有限的生命里再成全我一次！
可惜，由于他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这些富有远见的创举，都未来得及深入落实，也未能获得大的成功。让人为之叹息。
坎坷人生铸就多彩性格
人生铸就多彩性格
作为中国证券市场的拓荒者、最前线的实务推动者，王健留给历史的背影，无疑是光彩夺目的，然而，光环的背后，是他历经挫折的坎坷人生以及由此铸就的多彩的性格。在那个改革开放风雷激荡的岁月里，在深圳这个最富有传奇色彩的环境里，王健找到了最适宜于他的土壤和舞台。
年，王健出生在北京，在天津长大。他出生和成长在新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年代，他的一生就是这一代人悲喜命运的缩影。
他的母亲因营养匮乏和常年积劳成疾于他15岁时患癌症去世。
他的父亲在“文革”期间被关进牛棚，活活折磨而死。王健也因此成为“黑五类”子弟，在学校里处处遭受不公。亲戚邻居也大都避而远之。
父亲尸骨未寒，痛不欲生的王健就被“上山下乡”运动，驱赶到了内蒙，开始了三年艰苦的知青生涯。因病回城后，几乎无家可归。为生活所迫，他吃过低保救济，蹬过三轮，捡过垃圾，当过搬运工，几经辗转后才进入工厂当工人，在这个角色上停顿了整整8年。
自小，父母就教导他，无论多难，始终要自立自强。所以他一生好强不服输，学习刻苦，努力要扼住命运的咽喉。而多年艰苦的生活和人情淡薄，又让原本柔弱、敏感、自恋的王健变得坚强起来，成为一名“铁骨铮铮的硬汉”，更造就了他的刚正不阿的火爆脾气。
在早期的证券界，王健是一位极为引人瞩目的人物。一方面因为他的眼光、胸怀、胆略、魄力、机敏、才干和学识以及由此带来的成就；另外还有他的直率、固执、勤奋和心直口快，他的不谙世故、不懂变通，不会察言观色、容易冲动、躁怒等。
当时，深圳和上海都想争第一家开业，暗暗地竞争。可是当上海交易所筹备人员来深圳取经时，王健毫无保留地把自己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起草的《蓝皮书》送给了对方。感动得上交所总经理尉文渊直至多年后还赞叹不已。
他的豪爽和义气使他具有极大地人格魅力，吸引了大批的追随者。可他的一言不合就大发雷霆，毫不留情面，又使他得罪和失去了不少人支持者。
无论公与私，都要分个对错。过于认真，过于固执，不懂得迂回变通。
他是典型的“刀子嘴，豆腐心”。心有不平就会脱口而出，不分场合。过后心里后悔，甚至内疚。可下次再遇到同样的情形，他依然控制不住自己；
他写了很多杂文，针砭时弊，痛批证券市场的问题。记者来采访，他要求原文照发，不得改动。否则就不接待。甚至他自己都承认“都是文章惹的祸”。
尽管对有些领导心存感激，可是当工作上意见不合时，他照样当面撂挑子;
餐桌上相谈，气氛正好之时，他竟然谈起证券市场的种种弊端，当面指责证监会不尽职;
总理来视察深交所的敲钟平台，拦住众位省部级高官，不让靠近合影。因为担心人多拥挤，怕出安全事故;
.......
他自己多次坦诚“我这一生就是性格悲剧。”这一点，他在自传《坎坷人生》里也有深刻的剖析和自省：
个人修养不够，情商不足。
“我自身还有另一个弱点，就是我非常能和我的下属打成一片，大家关系非常融洽。但是和我的上级往往不会搞关系，不懂得顺势而为。”
“对上级错误的行为、错误的言论，或者是我根本就看不起的领导，我会直接表现出来不满。而且会直来直去，不屑一顾，当场给人难堪……不经意的就得罪或伤了领导的自尊。”
正因自身因为性格缺陷遭遇了太多的挫折和困境，他才语重心长地呼吁后来人，要学习心理学、社会学，要提高情商，要学会与人打交道.....
很多人认为正是因为性格原因，导致他没能在事业上更进一步，甚至也严重影响了他的身体健康。而这也妨碍了极具才干和魄力的王健为中国证券业的发展做出更多的贡献。
今天，斯人已远逝，种种过往，皆已在历史的长河里静静沉淀。得与失、是与非、对与错，只留与后人评说。但无论如何，英年先退、生命早逝都不能动摇他在中国证券史的功勋与地位，也不能遮蔽他对中国股市发展的巨大影响。
后记
从年突发性心肌梗塞开始，到年病逝，在人生的最后20年里，多个日夜，王健一直在生病。心脏病、肠癌、骨癌以及各种各样的并发症。一次一次手术、一次一次放疗、化疗、一次一次传说他不行了，但他还是一直坚强地活着。正如他在自传《坎坷人生》中所说的那样：
“好像是上苍诚心与我开玩笑，磨砺我的意志，考验我的承受力。”
“回首往事，我经历了，我目睹了，我见证了。我已经没有什么遗憾了。我也为我曾经做过的蠢事而后悔，我更为我曾经做过的贡献而欣慰。经历了这么丰富多彩的人生往事，我这一生没有白活；经受了这么多的磨难，我没有被压倒，如此众多的磨砺让我更加坚强不屈。”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由于癌症全身转移，王健已经不能站立，只能坐在轮椅上，每天只能靠麻醉剂缓解剧痛，维持自己休息和基本的生活，因为麻醉剂的关系，他常常会陷入昏迷，意识不清。但即使这个时候，在面对外人时，他依旧选择微笑：我已经来日无多，但还是勉力坚持好好活着！
天意从来高难问，一生坎坷谁能知？
年9月27日，在无尽的病痛中，王健投给这个世界最后的一瞥，带着些许遗憾、些许自足，慢慢阖上了他的双眼，把无尽追思留给了证券市场的后来人。
61年的人生，30多年的辛苦遭逢，20多年病痛折磨，王健的一生却为社会留下丰赡的资本，做出了许多人几辈子都无法做到的业绩，也对生命诠释了别样的精彩。
“天空没有留下翅膀的痕迹，但我已飞过。”泰戈尔的这句诗，或许是对他一生最好的诠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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