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路来森

历来，似乎都把法国作家加缪的《鼠疫》看作一部象征小说，连加缪自己都说：“《鼠疫》显而易见的内容，是欧洲对纳粹主义的抵抗斗争。”

这，或许也是对的。《鼠疫》完成于年，年6月在巴黎出版，此时，二战已经结束，但《鼠疫》一书的酝酿创作，却是在二战期间。年9月二战爆发，加缪被迫离开巴黎，一路流浪，最终，落脚于当时的法属殖民地阿尔及利亚的阿赫兰。而在年至年间，阿尔及利亚各地，曾经广泛爆发、流行过瘟疫。

两种现实重叠出现：瘟疫与战争。于是，就有了加缪《鼠疫》的象征意义：二战是一场危害更大的“瘟疫”。

不过，我阅读《鼠疫》，从作者的文字中看到的，却是更多的对“人性”的思考和展现。

《鼠疫》，[法]阿尔贝·加缪著，上海译文出版社年版

人性，许多人习惯于用“善”和“恶”去区分，其实，哪有如此简单？在个体身上，善和恶，总是交错、相融存在的。故而，善里面就有了“伪善”，或许，恶里面，也有“伪恶”。更多的时候，人性，作为深层次的东西，是埋藏在灵魂深处的，只有在特定的情境下，或者面对特定的对象、突发性事件时，人性才得到最真实的表现。再者，人性，似乎也没有“永恒”的人性，人性也在变。

阅读加缪的《鼠疫》，我们会从中得到一些答案。

阿赫兰，阿尔及利亚的一座商业小城，居民安居乐业。可是，一场突然降临的鼠疫，却在彻底地改变着这个城市。很快，城市便被封闭，港口被封锁，阿赫兰成了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围城，只是，这座“围城”，只有“进”，没有“出”。

鼠疫，成为一件特殊的灾难性的事件，抗击鼠疫，便成为阿赫兰小城全体居民的头等大事。这里面，有两个层面：一个是政府层面，一个是百姓层面。前者，作者在小说中写得比较“虚”。作者更多的笔力，则是在描写百姓层面的抗击鼠疫，他把目光投向低处，通过最普通的人的行为，来展现最具有普遍意义的人性。

于是，一些生活在最底层的“小人物”，便纷然登场。

舞蹈演员让·塔鲁，带头自发组织防治鼠疫志愿队；老医生卡斯特尔，“满怀信心、全力以赴、就地取材制造血清”；小职员格朗，专心致志地做好他的“累计和统计数字的工作”；至于主治大夫里厄医生，就不用说了（每天工作二十小时）……这些平凡的人，切切实实地工作在与鼠疫斗争的第一线，他们心中只有一个信念：必须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斗争，而不是屈膝投降。

这一切，都表现着一种集体的人性美：向善、不屈、团结、抗争。

同时，人性中恶的方面，也在赤裸登场：一些人，疯狂地花钱、享乐，徜徉于娱乐场所，肆意寻欢；投机商趁火打劫，以天价出售正规市场紧缺的食品；贫困家庭数米而炊，富裕人家却衣轻乘肥；鼠疫不仅没有缩小人们心中的不平等感，而且还扩大了这种不平等感。而拉乌尔、加西亚、柯塔尔等人，则是其中的典型：他们趁着鼠疫灾难进行走私活动，从中大发横财；嫌疑犯柯塔尔甚至借鼠疫暂时逃避审判，盼望着鼠疫不要结束。

更为可怕的是，当鼠疫的危害达到一定程度时，人们的信仰开始动摇，甚至连神父帕纳鲁自己，都想写一篇《神职人员可否求医问药？》的论文。其他的芸芸众生，就更不用说了。他们更情愿去相信占星术士的预言、天主教堂圣人的谶语。

不过，鼠疫也在改变着人性。记者雷蒙·朗贝尔，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最初，他只是把自己作为一个“局外人”（“我原来一直认为我在这个城市是外地人”），所以，他就以“爱情的名义”（回到自己居住巴黎的妻子身边），想方设法逃离瘟疫横行的阿赫兰市。官方道路不通，就走另一条道路，寻求地下走私组织的帮助。可是，当他真正要实现自己离开阿赫兰这个鼠疫小城的愿望时，他却拒绝了，因为，他被别人（那些积极工作的人）感动了，他认识到，“假若他真的一走了之，他会感到羞愧。这会妨碍他热爱自己留在那边的亲人”“如只顾自己的个人幸福，就可能感到羞愧。”

看，这就是人性：善与恶并存，同时也在做着改变、转化。从来就没有绝对的人性——这，或许就是作者的答案。

年4月11日《河南日报》第7版

编辑：河南日报文艺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