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贫富差距的加大推动了不平等心理方面的科学调查。心理学家基思·佩恩走在了这些研究的前列，他的研究表明，不平等不仅在经济上使我们分化，还对我们如何思考，如何应对压力，我们的免疫系统如何运作，甚至我们如何看待正义和公平等道德概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断裂的阶梯》探讨了为什么贫困的女性往往更早生育且拥有更多的孩子，为什么工人阶级在审慎投资未来方面缺乏信任，为什么人们对社会地位的认知会影响他们的政治信仰并导致更大的政治分歧，贫困如何像实际的人身威胁一样有效地提高压力水平，工作场所的不平等如何影响绩效，为什么不平等的社会更趋于宗教化。理解不平等如何塑造我们的世界，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如下问题：是什么驱动了意识形态的分歧，为什么高度不平等会令中产阶级感到迷茫，以及如何脱离永无休止的社会攀比。

基思?佩恩（KeithPayne）

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心理学教授。作为不平等与歧视心理学的国际先驱，佩恩已经出版了60多篇文章及图书章节。他的作品曾发表于《大西洋时报》（TheAtlantic）、《纽约时报》（TheNewYorkTimes）等公共媒体，除了学术刊物之外，基思还为《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American）和《今日心理学》（PsychologyToday）撰写科普文章。

目录：

“比较译丛”序

引言

第一章食堂阿姨经济学

——为什么“感觉贫困”像“真的贫困”一样伤人

第二章相对容易

——为什么我们无法停止与他人的比较

第三章贫穷的逻辑

——不平等有自己的逻辑

第四章右派、左派与梯子

——不平等如何分裂我们的政治观点

第五章长寿者的墓碑高

——不平等是生死攸关的大事

第六章上帝、阴谋和天使的语言

——为什么人们会相信他们需要相信的

第七章黑人和白人之间的不平等

——种族和经济不平等的危险舞蹈

第八章合作的阶梯

——为什么公平薪酬是公平竞争的标志

第九章垂直生活的艺术

——平缓的阶梯，与照顾相比，以及那些最重要的事情

致谢

注释

译后记

定价：58.00

书号：-7---8

作者：基思·佩恩

译者：李大白

出版时间：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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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与插图：

一段两个小时的飞行，足以改变人的一生。在华盛顿飞往杰克逊维尔的航班上，没人知道约瑟夫·沙基为什么忽然转身，一把夹住了身后那名乘客的头，也许是因为那名乘客说话声太大，也可能是他突然用脚抬高了沙基的座椅靠背。然而，据目击者回忆，当时这名乘客并没有挑起任何事端。

这时，机组人员迅速出现，以制止这场骚动。但沙基并没有被吓住，他用膝盖抵住一名空乘的下身，胁迫他走到紧急出口处，试图在飞行期间打开舱门。最后，空乘和几位乘客制服了沙基，给他戴上了塑料手铐。飞机一落地，沙基就被捕了，他将面临长达20年的监禁。

发生在头等舱的不良行为总是与众不同。年，在一架即将从棕榈滩飞往纽约的飞机上，坐在头等舱的伊凡娜·特朗普，为屏蔽邻座几个孩子叽叽喳喳的噪音，戴上了头戴式耳机。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个大哭大闹的孩子让她忍无可忍，她忽然情绪失控、大发雷霆，工作人员不得不强行把她送下飞机，这时，她还在朝着孩子们嚷嚷：“你们这帮小兔崽子！”

飞机是现实世界的缩影，我们每天遭遇的焦虑也在这里集中体现。我们被扔到一大堆陌生人中间，被迫把我们爱的人、普通同事等人压缩到同一级别的亲密关系之中。我们像是被塞进了一个狭窄的金属管道，在密闭空间中发酵的恐惧不断滋长，随时面临被引爆的危险。

一旦飞机升入空中，你便无处可逃，而时间也似乎无穷无尽。当我们发现自己身处几千英尺的高空时，对高度的恐惧便被触发了。机身踉跄着，颠簸着，摇摆着，让我们永远不能忘怀这段被未知事物扭结的感觉。从出发到落地，我们一直身处这样一段“失控”的时空中，直到被允许使用电子设备后，这种“失控”感才逐渐消失。在飞行的这段时间里，我们等待着，并不确定与我们同行的人是谁，这趟航班的飞行情况如何？谁应占用哪个扶手？无论如何，我们时刻被自己的道德感提醒着，何种生命体验更具存在主义色彩？

在飞行引起的焦虑之外，飞机还从另一方面构成了一个生活的“小宇宙”——飞机是身份等级的物理体现。他们是由铝合金和纺织品构成的社会阶梯——你所在的排数、机组和舱位代表了你所在的阶层。

画一幅机舱内部的座位示意图，更便于解释人们为什么会在机舱内攻击陌生人、诅咒小孩子。最近，一个由心理学家凯瑟琳·迪塞尔（KatherineDelCells）和迈克尔·诺顿（MichaelNorton）主导的研究显示：飞行中的身份等级会极大地影响人们在飞行时的行为。为了弄清到底是什么因素影响了“空中发飙”的概率，研究者分析了数以百万计的飞行数据。首先，他们比较了有无头等舱的机型并据此推理：如果地位不平等会导致坏行为，那么我们应该会在有头等舱的飞机上看到更多的“空中发飙”事件才对。他们发现，有头等舱的飞机上发生“空中发飙”事件的概率，比没有头等舱的飞机要高出四倍。飞机晚点等其他相关因素当然也会产生一定影响，但头等舱的存在的确增加了发生骚乱的可能性，它使事故发生的概率被提高到和等待9个半小时的航班延误一样高。

验证这个推理的另一条途径，是通过观察登机过程，来发现地位差异是如何被强化的。大部分有头等舱的飞机，都是头等舱乘客先登机，这就迫使经济舱的乘客必须拖着沉重的行李走过这些已经舒适落座的富人面前的过道，才能跋涉到自己的座位上。但是由于15%的飞机是从机身中部或尾部登机，就使得这些飞机上的普通乘客可免于这种“折磨”。如预测所示，在“前登机式”机舱内，“空中发飙”事件发生的概率是其他登机方式的两倍，使事故发生的概率被提高到和等待6个小时的航班延误一样高。

“空中发飙”的研究是能说明一定问题的，但并不仅仅是由于它揭示了不平等如何像楔子一样插在穷人和富人之间。让我感兴趣的是，“空中发飙”事件在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穷人”时也会发生——一张普通的经济舱机票也得花上几百美元，“真正的穷人”中，很少有人能负担一次新式商用客机的旅程。然而，即便是在受人尊敬的中产阶级人群中，其相关差异也会造成飞行过程中的责难和争吵。而且，争吵也不只是局限在经济舱。在研究中，当“前登机式”飞机的头等舱旅客与正在登机的“乌合之众”亲密接触时，他们也多次濒临“爆发”。上述伊凡娜·特朗普的行为证实，当地位之间的不平等大到无法忽略时，每个人的行为都开始变得不那么“正常”。

但这种行为的“不正常”跟以前的情况不一样。不平等正以一种系统性的、可预见的方式，一次又一次地影响我们的行为和情感。它让我们变得短视，喜欢冒险，情愿为了当下的满足，而牺牲确定的未来。它让我们更倾向于做出一些“自我攻击”的决定，它让我们相信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情，迷信般地执着于我们希望看到的世界，而拒绝接受真实的世界。不平等将我们生生划分为因收入、意识形态和种族不同而不同的阵营，瓦解了我们对他人的信任。这种分层带来巨大的压力，让我们觉得既不健康，也不快乐。

假定有一个社区，这个社区里住的都是上述各个“阵营”的人群——短视的、不负责任的、做出了错误选择的人，被种族和意识形态隔离的、所谓“不值得信任”的人，没空听你讲理的迷信群众，以及面对日常生活的压力与焦虑时倾向于自我毁灭的人——这个社区画像中的形象，反映了贫困者的基本倾向，可以被用来描述任何城市中的典型贫困社区或沮丧的乡村活动住屋。但正如我们在前文提到的，不平等在中产阶级和富人阶级中也会导致同样的倾向。

关于“空中发飙”的研究，还有一个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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