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世上人莫病，何愁架上药生尘”，这幅对联是清末湖南湘乡一位开中药铺的老中医自题的，字里行间尽是对生命的温情和职业的坚守。自人类的始祖起，疾病就不断骚扰着我们，以及这世间的一切的生物。为了对抗疾病，我们的祖先从“药”下手，以它为武器，不断与疾病进行抗争。从造字的时候便可看出，“藥（药）”是一个会意字，上部为“草”，表示古代治疗疾病的药物以草药为主，下部为“乐”，意即药物解除了疾病，人们就会得到快乐。多么朴实和积极的态度，就这样，“药”作为消除疾病的工具，成了中国人的信仰。这部电影正是围绕这一个人类永恒的命题——药，展开的。
长期以来，我们总是感叹中国拍不出能够深刻反思社会的电影。去年《嘉年华》的出现，触动了中国影迷的神经，也触动了中国电影行业的神经。而这部《我不是药神》则更进一步，把中国社会题材的电影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从海报来看，《我不是药神》对韩国电影，特别是《辩护人》有着相当的模仿。不仅如此，在电影中，一些镜头的构图和布景更是有“还原级”的模仿。韩国电影的高质量是有目共睹的，从《熔炉》、《辩护人》到《素媛》，甚至于商业电影《釜山行》，所获得的评价都相当高。这样一个在电影业如此优秀的邻居，自然是国产电影学习的首选对象，那么《我不是药神》对于韩国电影的模仿也就无可厚非。一部电影决不是导演和编剧等几个人灵光一现就能拍出来的，它需要一个完整和成熟的行业链，以及宽松的审查环境。在国产电影缺乏积淀的情况下，首先尝试对国外优秀电影进行模仿不失为一条稳妥的途径。
韩国电影《辩护人》与中国电影《我不是药神》的官方海报对比。除此之外，电影中相当多镜头的构图和剧情都有明显模仿《辩护人》的痕迹
电影讲述的是一个性保健药店老板，靠走私印度白血病特效药而发家致富，最终难逃法网的故事。其中，对中国医疗制度和人性与法律边界等问题的拷问则是电影的重中之重。电影改编自真实的案例，无锡人陆勇在34岁的时候被确诊为慢性粒细胞白血病，吃了两年的抗癌药格列卫（电影中化名为“格列宁”），花费56.4万。后来他改用硬印度仿制药，在药效相似的情况下，价格只有格列卫的1/20。其后他把这些要推荐给其他病友，并从印度走私，最终因“涉嫌妨碍信用卡管理罪和销售假药罪”被捕。但与电影不同的是，陆勇仅被关押天后就被释放。无论是这个案例，还是这部电影，矛盾都集中在了“天价药”上，我相信也是很多人想要说的“这些药凭什么就这么贵！”从药企的角度来说，每开发一种新药，成本是巨大的。一种新药，从理论阶段构效关系的研究，到合成路线的规划，到制药工艺的开发，再到药代动力学和毒理学的验证，再到剂型的选择，最后把成品药做出来。其后还要有大量的临床试验。在动辄十几年的临床研究过程中，还要需要根据临床反馈，不断改进制药工艺，任何一个小环节的差错，就可能前功尽弃，新药胎死腹中。所以，开发一种新药的物质成本和时间成本非常巨大。这些药之所以卖这么贵，一方面是药企需要通过高昂的售价来填补开发的成本，同时需要足够的盈利来开发下一个新药。但为什么相似的药效，印度药厂就可以买这么便宜？由于印度的消费能力有限，同样也有很多人买不起价格高昂的正版药，于是印度政府执行了“药物强制许可制度”，不经过专利人同意，由政府授权制造仿制药。也就是说，印度仿制药之所以便宜，是因为它们完全没有研发过程和临床试验，直接把人家开发好的药物配方拿来生产。所以这才会出现电影中，原版药药企对印度仿制药厂甚至是对印度政府的控诉。可是资本家不是慈善家，他们不会像电影中的程勇一样，即使亏本，也要让病友吃上药。高昂的售价背后自然有他们的开发成本，可更有资本对人性的压迫。
电影中那位江湖大骗子张长林的一句话，道尽了中国人病不能医的辛酸和痛苦：“这世界上只有一种病，就是穷病”。一瓶药四万，有人吃不起；一瓶药五千，还是有人吃不起；即便按成本一瓶药五百，照样有人吃不起。“穷病”是没法治的，它植根于人性的弱点和这个社会最根本的矛盾。在警察抓捕购买印度仿制药的时候，一位身患白血病的老奶奶在哀求警察不要继续追捕走私印度仿制药的人的时候，说了一段让所有人动容的话：“我生病吃药这些年，房子被吃没了，家人被吃垮了。没了便宜的仿制药，我只能等死啊。警察领导，谁家没个病人，你能保证一辈子不生病吗？”药本该治病救人的良方，但如今，却成了资本手中的“榨汁机”；药本该是我们幸福的最后一道防线，但如今，却成了让我们倾家荡产的“粉碎机”。“法理”与“人情”的纠缠、“资本”与“人性”的对立，怎么选择都无法合所有人的意，制度与国情摆在面前，矛盾与困境也成了逾越不了的鸿沟，这是《我不是药神》难以抵达的彼岸。人病了尚能救一救，社会病了就难以自愈了。“这个社会会好吗？”程勇说：“我相信会的”。因为他相信人性的力量、相信善良的力量。
机场比婚礼上见证了更多真情的亲吻，医院比教堂中听到了更多诚挚的祷告。医院，都能听到撕心裂肺的哭喊声和绝望无力的沉默声，一个本该治病救人的天堂如何却成了人人恐惧的地狱。当对于资本和政权这些我们无力改变的机器时，人性的出路在哪？靠程勇吗？可惜的是，这世上没有千千万万个程勇。程勇我们一样，从始至终都会谨小慎微地考虑自身利益的普通人。最开始答应走私药品，完全是受钱的驱使，如果不是被逼至近乎走投无路的绝境，他不会答应老吕。当仿制药的生意越做越大，他有点像是一个典型的暴发户。在夜总会里甩出一沓钞票挤兑经理的时候，与其说他是想保护思慧，不如说他更想炫耀，炫耀这笔过于轻松又过于煊赫的财富。而后当假冒院士张长林盯上了他时，他更在意的是自己的安全，不要被抓，不要坐牢，因而他放弃了这座金矿，任黑心的张长林肆意地榨取病人的最后一点价值。即便是他在看到老吕的遭遇之后决心重操卖药的旧业时，他已经可以放弃利润，甚至贴钱卖药，却依然小心翼翼地叮嘱病友，低调一点，再低调一点。不想坐牢，始终是他内心的底线。正因为有了这一层又一层的转变，程勇这个形象才能够深入并打动人心。有那么几个时刻你甚至会在他身上隐约看到一点奥斯卡·辛德勒的影子——一个大发不义之财的二道贩子，一步步转变为一个悲天悯人、普渡众生的伟大灵魂。一位著名学者曾经指责现如今的大学都在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我想问，利己有错吗，那位被指责的学生不过是想请求他写一封推荐信，如何就成了“比一般贪官污吏还坏”的人了？没有个人权利的实现又何谈公共权力的奉献。别忘了，程勇也是在获得足够多的利润之后，才做出亏本卖药救人的决定的。如果关心自己的利益是罪恶，那么活着本身就是罪恶。
片中每一个有血有肉的形象，都无比丰满地展现在镜头面前，不管是只想活命、屈身弓背的吕受益，还是委身风月、救女心切的思慧，不管是清高自傲、重情重义的黄毛，还是一板一眼、忠于信仰的牧师……他们所展现的，是他们作为一个被“病”和“药”折磨的普通人形象。历史向前的驱动力往往来自于不安分守己的叛逆者，来自于人性的自私和欲望。无论哪个国家，哪个时代，生命本能的力量都是难以阻挡的。再孱弱的病体，再微渺的灵魂，也会在长夜里苦苦支撑，奋战求生。鲁迅说，人类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用了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有盗火的普罗米修斯，人间就有光和热，虽然先行者本人可能会成为时代的牺牲品，燃成灰烬为人遗忘。
“藥”寄托了先民朴实的愿望，我们多希望每位病患都能和海报上一样，无忧无虑的开怀大笑，就像先民造字时想的，药治好了病，我们就该快乐啊，只惜，架上药无尘。电影给生活打了一星，我们却该报以微笑，因为，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李锦峰赞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