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宇宙教授为国际知名的历史学家他长期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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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宇宙(NicolaDiCosmo)教授访谈录

(美)狄宇宙(NicolaDiCosmo)(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

彭鹏(美国普林斯顿大学)

曹大志(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采访)

曹业宬(美国普林斯顿大学)

于璞(北京大学国学研究中心)(翻译补充)

编者按:

狄宇宙(NicolaDiCosmo)现任职于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执“路斯基金会东亚研究教授”(LuceFoundationProfessorinEastAsianStudies)讲席,兼任上海纽约大学客座教授。年,狄宇宙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中央欧亚研究系(原乌拉尔和阿尔泰研究系)获博士学位。~年,任剑桥大学克莱尔学院(ClareHall)研究员;~年,任美国印第安纳大学访问讲师和洛克菲勒研究员;~年,受聘任哈佛大学助理教授,~年任副教授;年,任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研究员;~年,任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高级讲师;年,重返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任职。

狄宇宙教授为国际知名的历史学家。他长期致力于东亚、中亚古代史研究,主要研究领域为史前至现代中国与亚洲内陆草原民族间的互动关系,蒙元时期的气候变迁问题,满族早期政治思想和满清入关前东北亚的商业关系。迄今已发表学术论文及专著篇(部)。其代表作主要有:《古代中国及其强邻--东亚历史上游牧力量的兴起》(AncientChinaandItsEnemies:TheRiseofNomadicPowersinEastAsianHistory,);《满清入关前的满蒙关系》(Manchu-MongolRelationsontheEveoftheQingConquest,);作为《剑桥中国古代史》的特约作者,年,他主编了《帝制中国的军事文化》(MilitaryCultureinImperialChina)、《剑桥亚洲内陆史》(TheCambridgeHistoryofInnerAsia)。此外,他还是《亚洲研究学刊》(JournalofAsianStudies)、《泰东》(AsiaMajor)、《东亚考古杂志》(JournalofEastAsianArchaeology)的编委会成员。

狄宇宙先生撰写的《古代中国与其强邻--东亚历史上游牧力量的兴起》是一部汉学研究的力作。出版后在史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此书将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相结合,以独特的视角对中国农耕民族与草原游牧民族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对中国北疆的互动关系模式、及以往熟知的历史事件作了新的诠释。

彭鹏:您是土生土长的意大利人,当初您为何把中国作为学术研究的主要方向?

狄宇宙:我于年开始学习汉语。在此之前,我并不太了解中国,仅有的一些知识来自于像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MichelangeloAntonioni)拍摄的电影《中国》(ChungKuo,Cina)。年我去威尼斯大学学习东方语言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起初,我学习汉语和阿拉伯语,不久我放弃了阿拉伯语,继续学习汉语和满语。-年,有一年全额奖学金的资助,我到南京大学深入的学习汉语和满语。因为受到欧文·拉铁摩尔(OwenLattimore)的启发,我开始对蒙、满历史产生了浓厚兴趣。此后,我前往美国印第安纳大学(IndianaUniversity)攻读学位。年拿到亚洲内陆地区历史学方向的博士学位。现在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领域:即早期中国、蒙古帝国和满清中国。

彭鹏:我知道,您从年-年在哈佛大学任教。当时,张光直先生也在那里。您对他印象如何?

狄宇宙:我见过他好几回。我们分属不同的院系,所以并不经常碰面。那段时间他已罹患帕金森症,你能看到他双手不停的颤抖。但他十分坚强,也非常独立,甚至独自驾车出行。我们在一起谈论中国考古学。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的头脑非常清醒。我认为他是非同凡响的学者。

彭鹏:您是应鲁惟一(MichaelLoewe)教授之邀撰写《剑桥中国古代史》中的《前帝国时期的中国北疆》这一章节的吗?

狄宇宙:实际上是鲁惟一和夏含夷(EdwardShaughnessy)联合邀请我的。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在年我们开始动笔之前,在芝加哥召开了一个会议,李学勤也与会了。你知道,我们以考古资料和历史文献为基础撰写汉代以前的章节。鉴于写作时间较短,我认为这本书非常成功。现在看来,由于有新的考古发现,有些章节或许显得过时了。不管怎么说,这都是快20年前的事了。年我们开始动手,年书就印出来了,编辑们的工作效率很高。我想,现在我们有那么多新的证据,也涌现出那么多新的考古材料,还有新的理论,又必要撰写不同于旧版的新书了。

彭鹏:您最近所做的研究工作是什么?

狄宇宙:主要在做蒙古国方面的考古。去年我在蒙古国进行了气候变迁的研究,这是我的研究项目之一。这篇文章今年已经发表了,题目是《洪水、干旱、蒙古帝国和现代蒙古国》。该文探讨了蒙古帝国的崛起与环境改善、资源充沛之间的关系。你知道在成吉思汗征战时期,蒙古地区的气候从干燥转向长期的湿暖。这个变化很剧烈,而我们的理论认为,在气候湿润期蒙古经济能够更快的发展。我们相信,当时的气候条件提升了草原的生产力,有了更多的人,更多的马和更庞大的资源。也正因为如此,才能在一定区域内供养庞大的军队,这也促进了蒙古政治及军事力的发展。我想将来考古学家要做的工作之一就是与其他学科的学者一起密切合作,不仅要有体质人类学家,还要有气候学家、遗传学家和历史学家。我希望看到各个学科在考古研究中的通力协作。

曹业宬:在蒙古国进行考古发掘有哪些困难?

狄宇宙:你知道的,考古发掘项目首先要申请经费,因为需要资金。然后你还得有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批准。其实,如果有蒙古学者参与合作,在蒙古国获得发掘批准并不太难——在中国似乎更难一些。

曹大志:我听说蒙古国的某些人对中国人不太友好,确实如此吗?

狄宇宙:有这种情况,少数人会不友好。我认为现在一些人有民族主义倾向。但相对于中国人而言,他们似乎更不喜欢俄国人,因为蒙古国在政治和经济上长时间受苏联控制。像其它亚洲东部的国家一样,蒙古国政府与苏联关系非常密切。此外,蒙古国可能顾忌中国,因为蒙古国人口只有区区的三百万,仅仅相当于上海市人口的零头。蒙古国与内蒙在语言方面有所不同,但差别不大。现在,虽然蒙古国和内蒙都认可共同的文化遗产,但他们的书面语言已经不再相同,且各自对蒙古人的历史角色的认知方面也有差异。蒙古国人多数认为自己是成吉思汗的后代。几乎所有的商品,例如啤酒、伏特加和香烟等,都冠以“成吉思汗”。这确实多了些。据我所知,他们去年通过立法禁止更多的商品命名为“成吉思汗”。

曹大志: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考古依然主要依赖考古类型学研究。您作为一位历史学家,有无感兴趣的问题是中国考古学家所不能解答的?

狄宇宙:我很依赖考古学家的研究。历史学家的思路与考古学家有很多不同。而我个人觉得这里面有很多问题。你也知道,各个学科都有自己的特色。考古学家解答出的一些答案其实是由我们历史学家提出的问题引出的。例如,中国境内的匈奴考古学文化与蒙古国境内、外贝加尔地区的匈奴考古学文化之间有何联系?有哪些区别?这也是同一术语应用在了不同研究体系中的例子之一。然而,当我们提到“匈奴文化”的时候,还是没有足够的信息确定我们在谈论什么。不同的研究体系差别很大。匈奴考古学的主流研究分为苏联/俄罗斯学派和中国学派,现在又多了个蒙古学派。他们都建立在不同的研究前提与研究方法之上,由此而来,想要在考古学的范畴内定义“匈奴文化”就很困难了。

依赖文化类型学研究的考古学家经常会说:“哦,这个遗址属于哪种文化。”然而,一些考古学文化虽然具有物质遗存方面的相同特点,但文化本身可能有很大差别。如你所知,在中国早期历史中,匈奴的位置举足轻重——其在物质文化方面的影响我还不敢肯定,而其政治文化是后期游牧民族如鲜卑族政治文化的重要来源。

我实际上对南北朝特别感兴趣,我很期待对这一时期更多的考古研究。北京大学的罗新教授明年将作为访问学者来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作相关的研究。南北朝时期众多的少数民族如羌、匈奴、鲜卑等等,他们源于何处?他们彼此之间在哪些方面有区别?在欧洲历史上,匈人(Huns)、高卢人、汪达尔人等民族造成的所谓“蛮族入侵”与中国同时代的历史相似性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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