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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国家”与前现代中国的国家转型

赵世瑜

关于国家性质问题，有来自不同角度的概括。马克思主义将阶级性视为国家的根本属性，因此有所谓奴隶制国家、封建国家等说法；也有人从统治方式的角度加以概括，有集权国家、民主国家、君主制国家的说法；还有人从国家的构成方式上，当然也是从统治方式上概括，又有帝国、民族国家的说法。当然这些指称也互有重叠，比如在狭义上，“帝国”多为君主制国家，而君主制国家中又包括近代的立宪君主制国家，只不过后者强调的是政体，而“帝国”这个概念更侧重指统治方式或治理方式。

必须说明，无论“清朝”还是“清代”，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国名（虽然“清朝”常常被拿来当作国名使用），只是一个叫做大清的国家进行统治的王朝或者时代，因此无法讨论其“国家性质”。在像《大清会典》或《大清律》这类具有法典意义的文献中，也没有像近代宪法那样具有对国家性质的表述，因此，当我们企图用一个近代以来的政治学或法学概念来讨论前现代中国的主要政权的性质时，这二者之间的张力是显而易见的。当时的人们看待过往的政权，比如明朝人或清朝人看待夏商周三代，只是不同的王朝或朝代，并不认为其具有“国家性质”或“国体”意义上的区别。这大概就是为什么有学者采用“王朝国家”的说法的缘故，他们大概以为，这个概念把中国传统的政治语汇与近代西方的政治语汇结合在了一起。

虽然组织者并未明示，但参与笔谈的学者大多敏锐地意识到，之所以讨论这个问题，大概还是与“新清史”提出的挑战有关，以至包括本文在内的一些文章都或多或少地对此进行回应。虽然我的看法与强调“内亚性”的美国同行颇有差异，但如此一来，似乎造成了某种“集体批判”的效应，这又是我不愿意看到的一种可能溢出学术范围的方式。事实上，无论对所谓清朝“内亚性”承认与否，对于采用不同角度概括国家性质的人来说，似乎都不影响对大清国或“清王朝”国家性质的判断，比如说，我们的美国同行还是大多称其为“帝国”。另外，如果是从“内亚性”来讨论这个问题，那么对十六国、北魏到隋唐，再到辽金元，都存在同样的所谓“汉化”还是“胡化”的问题，为什么独独把清代中国拿出来讨论呢？在我看来，答案并不复杂，原因就在于在中古中国，哪怕是在唐代，哪里有人会否认“胡化”，也即“内亚化”？哪里有人认为承认了这一点就否认唐朝是中国的一个王朝？那么，为什么到了清朝，这个问题就触动了某些人敏感的神经？

当然，这并非是说讨论清代中国的国家性质没有意义，因为我们的学者往往脱离具体的学术语境和学术史脉络来使用某些概念，比如有的学者既不同意清朝“内亚性”的说法，但同时又不经意地使用“帝国”的概念来指称清代中国，并未意识到这是矛盾的表述，大概是因为他们以为皇帝统治的国家就可以被称为“帝国”。但“帝国”之类概念毕竟是西方人发明的，无论是使用或者改造，必须先要回到人家的本意那里。

王柯的《从“天下”国家到民族国家——历史中国的认知与实践》一书，使用了“‘天下’国家”这个概念，可以说是一个有益的尝试，也是试图把中国古代独特的天下观置于国家性质的表述框架内，与近代“民族国家”相区隔。但是，他同时又把秦朝至清朝的中国称为“帝国”，在书中各章的标题上，他没有再使用“‘天下’国家”这个概念，而不断使用“中华帝国”“多重帝国”“多元帝国”“大一统帝国”这些概念，似乎说明“帝国”这个西方概念更易清晰表达中国历代王朝的国家性质。由此，似乎体现出作者在使用本土概念和外来概念之间的摇摆不定。

《剑桥中国史》第9卷即《清代》下卷的编者裴德生也感到了清史研究中呈现出的这一复杂性和多义性。他所写的导论标题就是《清朝、清帝国以及大清的统一版图》。在这篇文字中，尽管他也指出“天下”这个概念对于理解清代中国的重要性，但同时也说，“‘帝国’是个引起质疑、颇具争议的字眼。......帝国之间的相同之处寥寥无几。对于如何将‘帝国’分类，或是应用什么标准来运用或是坚持帝国这个标签，并不存在共识”。他还指出了“王朝”这个词有4种含义，一是表明一个时间段，即一姓的统治起讫；二是指宗室皇族；三是指朝廷或国家，即作为国号；四是指统治地域。虽然他按照剑桥中国史的惯例以及本书作者各自文章使用的语汇，仍然不得不使用“帝国”这个概念，但对之却是充满质疑的，而且似乎是更倾向使用dynasty这个概念。

吴莉苇对耶稣会士绘制中国地图时显示出的将清朝视为殖民帝国的倾向提出了质疑。她认为，耶稣会士依据欧洲领主政治的概念和新起的民族国家观念，对中国西南少数民族与中央朝廷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误判，而且这种看法又成为当代西方学者视清朝为殖民帝国的观点的滥觞。李怀印从地缘政治和财政构造的角度出发，拒绝认为清朝是一个可与奥斯曼帝国等类比的近代财政军事国家，进而质疑西方学术界将“帝国”与“民族国家”截然二分且后者是前者的线性进化的认知模式。其理据在于清朝的地缘政治格局及其获取资源的模式是与欧亚帝国不同的。

从这里我们看到了一种常见的两难困境：一方面是学者们大都认识到，必须要在中国历史自身的传统包括政治理念、治理方式和特定情境下对相关史事加以理解并做出表述，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采用共通的社会科学概念，特别是主要沿着由西方社会科学开辟的问题脉络来进行讨论，否则就无法在同一个平台上交流，陷入自说自话的窘境。在大清的“国家性质”问题上的对立意见，除了一些具体的判断上的分歧之外，在相当程度上便来自于此。即如大卫·罗宾逊（DavidRobinson）的新著《明代中国及其盟友——欧亚大陆的大明王权》，表明大明国由于承继了大元国的传统而同样具有“内亚性”，因而与大清国并无本质差异。虽然观点迥异，但还是沿着与“新清史”同样的问题脉络。据此，假如大清国是个“帝国”的话，大明国自然也是个“帝国”。因此，他的看法是明代中国与清代中国相比不是是否“帝国”的问题，而是是否只有清代中国具有“内亚性”的问题。

对这种两难困境，我们可以溯源到梁启超批评旧史学的“四弊二病”，其中第一弊就是传统史学“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梁启超批评的是所谓“家天下”的历史，从而引进了西方的近代“国家”概念，即包括了全体国民的历史，而不是“二十四姓之家史”。西方的政体和国体，是梁启超在流亡日本后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