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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沤竹麻塘（F1）：为东西向的长方形石砌水塘。全长11.45米，宽1.53米，深0.50米，四周用石块砌筑，底部为泥土。中间有一段宽0.85米的石墙将此水塘分隔为东、西两段，但又有宽约0.20米的水沟相通，东段长7米，西段长3.6米。在西段的最北头有宽约1米的大石台，属于生长在这里的天然石块，但上部肯定经过找平加工。这个水塘的东南角有一条进水沟，西北角有一出水口，在东段水塘的中部还有一条高出塘底约40厘米的排水沟，向北通向山崖的下面。
明代的沤竹麻塘
对于F1的用途，起初颇让人费解。从形状上看，很像一个房屋建筑中的天井，但如果是天井的话，应该只有出水口，没有进水口，在天井的南、北两侧台面上也应该有两条至少宽约1米的走廊，走廊外面还应有墙基。但我们没有发现走廊和墙基，反而发现东南角有进水口，所以“天井说”很难成立。在水塘西端发现的大石台，并在其附近的北壁出水口最上层放置的一块砺石，告诉我们这个大石台就是一个砍砸竹段的加工台，而在东段水塘中部修筑的一条高出塘底40厘米的排水沟，则正好是为了保证水塘的水位平衡而设计的。水塘中存在的这两大功能，让我们推断这是一个隔成了东、西两段的沤竹麻塘。后来发掘到塘底，在塘底可见不少零乱分布的大石块以及有一层潮湿、纯净的沙土层，更说明了这个水塘就是沤竹麻塘。因为沤竹麻塘需要很多的大石块来压放竹麻，在沤竹麻时要添加石灰做腐化剂，必然会留下很多的细沙。F1开口于③层下，池内上层堆积与③层堆积一样，也是夹杂大量瓦片的黑土层，有的地方纯粹是瓦片层，很少土质。在瓦片中可见大量的明代中晚期民窑青花瓷和青瓷、白瓷，也有少量的宋元青白瓷和黑釉瓷，还有不少釉陶盆、罐、钵的残片，以及铁器、漆器等日常生活用品。这些文化包含物说明了F1的废弃时代在明代中晚期是没有问题的。至于F1的始建年代，由于其四壁外面都是④层堆积，即其是打破④层堆积建造起来的，而且其还打破了元代的H3，所以其始建年代应在元代中期或稍晚，但不会晚于元代。
元代的沤竹麻塘（H3）:为一砖砌椭圆形水池。由于受上层遗迹的破坏，只残余半月形的一段池壁。
半月形的池壁
从所处位置分析，H3是在南宋沤竹麻塘H7的基础上，加以改建和扩建形成的，其功能也应该是沤竹麻塘。H3与H7的关系是H3叠压在H7之上，并部分打破了H7的西半部。H3与H7共用池中的一块大石台作砍砸竹段的加工台。H3开口于④B层下，其池内堆积中的上层堆积与④B层类似，池底是一层厚约20厘米的细沙层，潮湿、纯净，应该是当年用石灰浸泡竹麻的残迹。池内堆积中不见青花瓷器，主要是一些芒口、素面、釉底的青白瓷和土龙泉青瓷，也有一些釉口的青白瓷和吉州窑与建窑的黑釉瓷，还有大量的釉陶器，可见罐、盆、缸、钵等器形，尤其以擂钵为多见。从这些瓷器的特征，可以断定H3的废弃年代不会晚于元代。至于其始建年代则应更早，但由于其下层的H7的废弃时代在南宋，所以应该在宋末元初的可能性大。
宋代沤竹麻塘与烧灰坑
南宋沤竹麻塘（H7）：呈东西长、南北宽的长方形土坑，长4.2米，宽2.1米，深0.3米。东、北壁经发掘后显现比较清楚，南、西两边壁由于被H3的石墙叠压和打破，遭到部分破坏。在H7的中部靠近南壁有一龟壳形原生的大石块，我们推测其是一个用于砍砸竹段的加工台。H7土坑内的上层堆积是灰色松土层，下层堆积是一种淤泥层，很细很软，水分很多，由于长年积水陈腐，部分淤泥的颜色已经发蓝。淤泥中有少量的青白瓷片出土。这里的青白瓷是矮圈足，挖足很浅，釉口，器内壁釉下有刻花装饰，其中的一件碗底还墨书有一个“王”字。这种造型、装饰的青白瓷与南宋景德镇窑青白瓷相似，应为南宋时期的产品。H7上面的H3的堆积则主要出土芒口、素面、釉底的青白瓷，与景德镇窑元代早期的青白瓷特征一致，这也正好印证H7的时代为南宋的判断是正确的。H7是发掘区发现的时代最早的遗迹，其形状与现代竹山上的沤竹麻塘一样，应该是华林造纸造坊遗址中最早的沤竹麻塘遗迹。
明代烧灰料的灰坑（H2）：是一个长方形灰坑，长1.2米,宽0.8米,深0.3米。灰坑里的堆积为潮湿的黑土,夹杂有一些木炭。四壁可见被火烧烤的痕迹，说明这是一个专门用来烧柴灰的土坑。宋应星《天工开物》卷下“杀青第十三”有关“造竹纸”记载有“洗净，用柴灰浆过，再入釜中，其上按平，平铺稻草灰寸许。桶内水滚沸，即取出别桶之中，仍以灰汁淋下。倘水冷，烧滚再淋。如是十余日，自然臭烂。”原来，在蒸煮竹麻的过程中，还有一道“用柴灰浆过”的工序，这道工序的目的是利用含碱度比较高的植物灰来加快竹麻的腐烂进程。因此，H2就是用来烧制柴灰的土坑，为蒸煮竹麻提供灰浆。
用来烧柴灰的土坑
元代烧灰料的灰坑（H5）：是一东西向的不规则长方形土坑，长约1.3米，宽0.65米，深0.5米。H5开口于④B层下，上层堆积夹杂有较多的破瓦片，疑为其废弃后遭填埋而形成的。下层堆积为很纯净的烧土块层，坑的四壁也有明显遭火烤的痕迹。在坑深0.25处发现了一层薄薄的炭灰层,当时发掘者误以为已经找到坑底。在有同志怀疑此坑不可能如此之浅的情况下，在坑的南部进行了向下进一步的清理，结果发现坑深0.5米处还有一层黑炭灰。这说明H5至少经过两次烧灰的过程。在灰土中我们找到了颗粒状已经炭化的稻谷，这应是一处烧谷壳灰的灰坑。由于其位于元代沤竹麻塘H3的外围附近，两者层位和开口高度一样，推断其为与H3配套的烧灰料的灰坑。
元代烧灰坑
宋代烧灰料的灰坑（H4）：为一东西向的不规则长方形土坑，长约1.2米，宽约0.6米，深约0.25米。从其伸入T5东隔梁的东南角的地层剖面上看，其开口与南宋沤竹麻塘H7一样，位于⑤层之下，而且两者开口深度基本平齐,其大部也被上层的遗迹H3叠压和打破(图一六)。H4由于残留很浅的一部分，基本上只保留了坑底部分，出土的遗物很少,只有三片南宋特征的影青瓷器。根据上层沤竹麻塘（F1与H3）的南侧都配套有一个烧灰料的灰坑（H2与H5）这种现象，推断H4也应是与南宋沤竹麻塘H7相配套的烧灰料的灰坑。
明代蒸煮竹麻区（F2）：位于明代沤竹麻塘F1的北面，是一块南北长3.1米、东西宽2.4米，面积达7.44㎡的红烧土层。开口于③层下，平面与F1的开口平齐，在平面上可见明显的炭黑色或被火烤过的红褐色土。这片红烧土不但面积大，厚度也有20厘米。这么大片的红烧土层出现在这里，是什么原因呢？翻开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卷下“杀青第十三”有关“造竹纸”记载有“凡煮竹，下锅用径四尺者，锅上泥与石灰捏弦，高阔如广中煮盐牢盆样，中可载水十余石。上盖楻桶，其围丈五尺，其径四尺余。盖定受煮八日已足。歇火一日，揭楻取出竹麻，入清水漂塘之内洗净。”原来，造纸还存在一道“蒸煮竹麻”的工序。据此判断，这大片的红烧土层应该就是当年在这里筑火炉“蒸煮竹麻”留下的遗迹。
明代蒸煮竹麻区
明代拌灰与发酵的工作台（F3）：为一砖石砌筑的长方形天井式遗迹。F3开口于③层下，其时代与F1、F2、H2相当。南北长3.4米，东西宽2.4米，四周用长0.7米、宽0.15的条石围边，砌成一个长方形的框体，然后在里面青砖铺地，青砖四周与条石边留有一宽约0.2米、深约0.05米的排水沟，出水口在天井的西北角，并有一条东西向的砖砌暗沟与F1相通，将水排入F1中，其建筑形制与天井可以说是一模一样。但我们认为其功能并不是房屋建筑中的天井，理由有四：①是天井的边沟不会如此之浅；②是天井周围必有檐阶之类的遗迹，而这里没有；③是天井的出水口与房屋的朝向是一致的，即天井的排水沟应该是由南向北排向前面的山崖下，而这里不是，反而由东向西通过一条长达9米多的砖砌暗沟排向沤竹麻塘F1，说明其与F1必然存在某种内在的联系；④天井铺地砖的东面中部突起一块大石块，与周围的铺地砖很不协调。那其作用是什么呢？经过多方考证，我们认为这个天井式建筑遗迹是一个给竹麻拌灰与发酵的工作台。其工作过程是将沤竹麻塘（F1）浸泡过的竹麻，取出倒入蒸煮竹麻的篁桶（F2）中蒸煮，煮好后将其取出放置在这个拌灰与发酵的工作台（F3）上，再从烧柴灰坑（H2）取灰过来，给竹麻拌灰加浆，之后又放入篁桶（F2）中蒸煮。在给竹麻拌灰加浆的过程中，发现有未煮烂的竹段，就将其放在工作台中的石块上砸烂，工作台在拌灰加浆过程中产生的碱液，通过排水沟导回沤竹麻塘（F1）之中，因为其对腐烂竹麻有催化剂的作用。
明代清塘形成的尾砂坑（H6）：位于F1的出水口之西北角，南距出水口2米。东西长4米多，南北宽3.5米。H6的堆积全是细沙土，潮湿、松软、纯净，不含任何杂质。这是一个由F1排出的石灰残渣沉淀后堆积起来的一个尾砂坑，所以其堆积呈现南薄北厚的特征，留在T1北壁剖面上的厚度有0.6米。
明代尾砂坑（H6）
为了进一步弄清福纸庙造纸作坊遗址的遗迹整体布局和时代发展脉络，在国家文物局批准（考执字[]第号）并拨付专项考古发掘经费后，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高安市博物馆再次联合组队，于年10至12月，对华林福纸庙造纸作坊遗址展开了第二期考古发掘工作，取得了三项新成果：
1、弄清了福纸庙造纸作坊遗址的整体布局状况。07年第一期考古发掘由于经费和时间的限制，当时在福纸庙作坊区只布了12个5×5的探方，实际发掘10个探方。此次发掘，在原发掘区周围延伸布局了14个探方，使探方总数达到了26个。通过扩大发掘面积，基本弄清了福纸庙造纸作坊遗址的整体布局和周围的地形地势。
2、完善了明代造纸作坊的工艺流程。年第一期发掘时，已经揭露出腌泡竹子的沤竹麻塘（F1）、蒸煮竹麻遗留的大片红烧土（F2）、拌灰与发酵的工作台（F3）、焚烧碱性木壳灰的烧灰坑（H2）和清塘的尾砂坑（H6）等明代造纸遗迹。第二期发掘，又新发现了明代堆放石灰遗留下来的大片混砂土（F5）和引水管遗迹（G3）。F5分布在T，呈长方形，面积有6平方米，厚约0.20米。堆积为含石灰质较多的砂土。我国早在汉代用麻造纸的时候，就学会了向沤料中加些石灰，以缩短沤麻的时间。石灰能发热升温，加快发酵作用。石灰堆与引水管遗迹的发现，进一步完善了福纸庙明代造纸作坊遗址的整体布局，使整个造纸工艺流程更为完整。
明代石灰堆遗迹
刘仁庆编著《中国古代造纸史话》中说:“用竹造纸从技术上说，竹茎结构紧密，化学成分比较复杂，制浆时要求处理的技术条件高，不象麻类、稻麦草那样容易加工，且竹纤维僵硬，打浆帚化困难。竹纸必然要在造纸工艺发展到了更加成熟的时候才会出现。”为了将竹子加工成纸，古代纸工“先是向沤料中加进一些石灰，以强化发酵作用，促使纤维解离。后来又利用石灰作蒸煮剂。第三步是用草木灰（含有钾、钠成分）与石灰水的混合液处理原料。为了获得质量较高的纸浆，便于抄制好纸，第四步又改成先用上述混合液多次蒸煮，然后把所得的半熟料加以堆积发酵（半熟料发酵）。如此，制浆方法就逐步地发展成为多级（段）处理，即沤料、石灰蒸煮、碱性蒸煮、半熟料发酵等。”对照此书记载，我们发掘出来的沤竹麻塘（F1）、蒸煮竹麻遗留的大片烧土块（F2）、浸碱堆腌的工作台（F3）、焚烧碱性木壳灰的烧灰坑（H2）和堆放石灰遗留下来的大片混砂土（F5）等遗迹，都是在用竹子造纸时，加工纸浆所必须的工艺流程中的产物，也说明了华林造纸作坊遗址在明代时期已经掌握了较为先进的加工纸浆的工艺。
3、新发现了元代纸槽房遗迹。年第一期发掘时，由于发掘面积有限，再加上为了保护上层明代的造纸遗迹，揭露的宋、元造纸遗迹较少。此次发掘，通过扩大发掘面积，又新发现了属于元代时期的H9、H10、H11、H12四个土坑和一根长达4米多的陶制水管（G2）及六个柱洞，还有一小片红烧土（F6）。考古队通过分析，并对照有关造纸文献，认为Z1、Z2、Z3、Z5、Z7五个柱洞和H10、H11、F6、G2及发掘出来的H5有可能共同构成一间属于元代时期的纸槽房。这间纸槽房是用木柱支撑的棚屋，留下的圆形柱洞就是安插木柱的遗迹。H5和H10是承放两个四方形斗状木槽的基坑，起固定木槽的作用。H5较长，上面承放的应该是抄纸槽（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前面将H5解释为元代烧灰料的灰坑，为什么现在又解释为承放抄纸槽的基坑？这是因为H5本身就有两层碳灰遗迹，前面解释为两次烧灰，现在由于又新发现了一批遗迹，所以订正为最早是烧灰坑，后来又填土变成基坑），H10较小，上面承放的是备料槽。位于H5与H10之间的圆形灰坑H11则是承放滑水缸的遗迹。滑水缸是盛装“纸药”的陶缸。宋代以后多用植物粘液做“纸药”，使纸浆均匀，常用的“纸药”是杨桃藤、黄蜀葵等浸出液，需要烹制。而旁边的F6就是烹制“纸药”的土灶留下的遗迹。陶制水管G2则明显是排水管，将抄纸房里的废水向南排入南边的储水坑H12。纸槽房是造纸工序中最重要的成品场所，纸工在这里用抄纸帘在调和好了纸浆的纸槽里轻轻一荡，滤掉水便剩下一层薄薄的纸浆膜，干了以后就是一张纸了。元代纸槽房的发现，丰富了福纸庙造纸作坊遗址中元代的造纸遗迹，也使福纸庙造纸作坊遗址保留的造纸工序从“斩竹漂塘”到“煮楻足火”、“碓打纸浆”后，又延伸到了“抄纸入帘”，从而可以更好地再现古代造纸的一整套工序。
元代纸槽房遗迹
元代纸槽房场景复原图
三、认证造纸遗址
田野考古中能发现如此众多的古代遗迹，可以说田野考古取得了成功。现在的问题是，这些遗迹是不是古代造纸遗迹，不能单凭发掘者自己的推断。因为对一个遗迹的认识，因每个发掘者知识结构的不同，很可能出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现象。因此，要让大家相信周岭福纸庙作坊遗址发掘出来的遗迹是古代造纸的遗迹，还需要一个科学认证的过程。
第一步：标本的检测。为了认证是否是造纸遗址，首先要将遗迹中出土的标本送到权威的造纸行业检测机构去检测。我们挑选了遗迹中收集的4个土样送到江西省轻工业研究所造纸研究室暨江西省纸张质量监督检验站去检测，最后他们给出了“根据摄像图片的纤维形态分析检验后，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结论：残留物为纸张残片，纸张残片由二种植物纤维原料配比组成，其中主要原料品种是竹浆，次要成分为麦草。”
第二步：年代的判定。上面我们只从考古学的地层学上分析福纸庙作坊遗址存在南宋、元、明三个时代的造纸遗迹。地层学判定年代的最主要依据是遗迹之间的相互叠压与打破的关系，根据这些关系考古工作者可以知道各个遗迹谁早谁晚，但知道的只是遗迹之间的相对年代。要想知道遗迹的绝对年代，还必须依据考古类型学的知识。类型学主要是依据各个遗迹单位和开口与打破的地层中出土遗物的类型进行分析，得出各个遗迹的年代。因此，能否在遗迹和地层中出土具有明显时代风格的遗物至关重要。幸运的是，福纸庙发掘区不但发现遗迹众多，而且出土遗物也非常丰富。按时代来分，有晚唐五代、宋代、元代、明代四个时代的遗物；按质地来分，有陶器、瓷器、铜器、铁器等。其能够提供时代分期的主要是各类瓷器，其中就有晚唐五代时期的青瓷，宋代景德镇窑的釉口青白瓷和吉州窑与建窑的黑釉瓷，元代的芒口青白瓷、土龙泉青瓷，明代景德镇窑的民间青花瓷和白瓷，以及土龙泉青瓷。这些瓷器的时代风格非常明显，所以根据出土瓷器判定这些造纸遗迹的年代有南宋、元、明三个朝代一点也不成问题。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出土的陶器中还有大量的擂钵。擂钵在古代主要有两种用途：一方面是宋元时期盛行的“斗茶”功夫中需要擂钵来研磨茶饼，另一方面在造纸中也需要擂钵来研磨猕猴桃之类的纸药。周岭村民反映，当地山林中有不少的野生猕猴桃树，深秋季节经常上山去采撷。纸药的应用是造纸术中一项重要的发明。造纸的过程中往往要向纸浆中加入某些植物粘液，古代纸工称之为纸药。纸药的作用是作为悬浮剂，使纸浆中的纤维分散。同时它还能防止纤维互相粘结，使湿纸易以分张或揭分。
擂钵
第三步：专家的认证。华林造纸作坊遗址的考古发掘由于是国内考古界首次涉足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的造纸术发展史领域，引起了国内外考古界的广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