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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易经》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而现代西方的“科学、逻辑、实证”则都属于“形而下”（器：方法）。姑且不论三者均源于中国（见诸玄识《西方逻辑来自古汉语》），它们服务于怎样的“道”呢？当然不是正道，而是西方中心论。所以说“盗亦有道”（例如黑格尔的“历史哲学”）。黑格尔盗取中国哲学，却又盗憎主人。黑格尔曾去巴黎请教汉学家雷慕沙（JeanPierreAbelRémusat,-年），并做了笔记。不久，他指控其朋友温迪施曼（Windischmann）剽窃了自己的中国哲学笔记；而另一方面，他基于该笔记构建了辩证法，后者的真实来源——老子和《易经》——却被掩盖、被诬蔑；这难道不是剽窃吗？！迄今为止的所有的国内外的历史研究与考古项目，都走不出西方中心论的窠臼；其中的大部分均在致力于伪命题，像是泛西方之“古老、古典”以及“西来说”等。学术若背“道”而驰，求真则南辕北辙。本文要告诉大家，什么是历史的“道”及其所展开的真相。我们摈弃西方的线性思维与进化学说，而使用中国文化的方法，亦即儒释道之“天人合一、依正不二、三才四端、阴阳五行……”的方法，从整体、有机、多维和共生的全视角，来探讨人类社会及其运动与变化。

（一）历史的本来面目

世界的文化与历史都被西方中心论篡改得一塌糊涂、一团漆黑，除非有一种超越现代与西方的理论或方法，否则不可能正本清源、正理平治。

应该运用传统思维，探讨中国和西方文明及其相关性，从各个方面追根究底，重审定论。

我们不妨先给出结论：中华文明是真正的和唯一的原生文明，并且塑造了欧美及现代世界；历史上的欧洲及“泛西方”恒为原始停滞，不存在文明；西方尤不能自生“希腊哲学、西方哲学”，它们都属于“道”在现阶段展开时的碎片，畸形膨胀而已。西方不可能原创文明及其所有方面，包括文学、数学、科学和哲学。

确切地说，“西方文明”（包括西方伪史）是华夏所派生的“矛盾的对立面”——“文明的子系”＋“文明的天敌”：“子系”即中国使西方从“神的社会”变为“人的社会”，后者却被西方编造为“古已有之”；“天敌”即现代西方是在弑母（扼杀文明母亲和自然母亲），以致这颗生命星球面临“终劫”。

进而言之，“欧美文明”是西方的首个和唯一的文明，它是华夏派生的“子文明”和“新天敌”兼而有之——

“新天敌”指：西方作为世界性的战争源，即近现代的“海洋暴力”，在更大程度上取代了历史上的“草原暴力”；两者皆归因于中华文明的辐射，它不仅是扩散技术，更重要的是，如此辐射和扩散还把亚欧内陆草原和其两端海隅的地缘战略优势，先后提升起来，从而使蛮族能够寄生于文明母体而弑母。

“子文明”指：中国文化引导“启蒙运动”，而使欧洲从“神本”转型为“人本”，遂开始跻于“天下文明”，并且复制了华夏的方方面面——西方基于中国文化与物质文化塑造它的“新文明”和“世界史”，后者包括泛西方的“古代文明”（希腊、罗马等）和“古老文明”（埃及、两河等）。

德国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O.A.Spengler,-年）批评：

“西方的‘红发蛮夷’在高级文明（中国）……的眼前扮演了蒙古人和满族人曾经扮演的角色，且扮演的如出一辙。”然而，“……（西方中心论）主宰了我们的历史思维，使我们无法认识高级人类在通史中的真正地位；……千百年来绵延不绝的伟大历史和悠久的强大文化只能谦卑地围绕着（西方中心论）这个极在旋转，这简直就是一个太阳与行星的怪想体系！”

（二）文明几率与“突变”

“假如进化的历史重来一遍，人的出现概率是零。”（名言/古德尔）

宇宙间的进化过程所发生突变的几率总是极小的；尤其是：银河系产生“生命星球”，生命星球产生人类，人类产生文明，文明从“和合自然”到“征服自然”，像这样的几率都是微乎其微的。

另一方面，“征服自然的文明”则意味着上述进化与突变——特别是文明史和生命史——来到了尽头。人类的出现是生物圈（生命星球）的不祥之兆，而文明的出现则就像生物圈长出“肿瘤”；所幸有“道的智慧”使之保持良性，若一旦文化完全失控，文明犹如癌症，随着科学奇迹而扩散——生命星球的寿限从几十亿年锐减至数百年！这就是说，像西方这种“文明”只是“末日现象”，它是人与生物圈同归于尽之前的“回光返照”。

然而，今人受西方的“进化～进步史观”的误导，从而相信：文明是多元，西方文明是古已有之，中华文明是几大“文明古国”的晚出者……。

重申我们的这一命题，像下面这四种“突变”的几率都是极小的，即：

Ⅰ.银河系产生生物圈（生命星球）；

Ⅱ.生物圈中出现“智能生物”（人类，等于是生物圈开始溃烂）；

Ⅲ.智能生物拥有“文明”（等于是“肿瘤”，但在大部分时间里，它被“道的智慧”保持在良性状态）；

Ⅳ.文明蜕变为“征服自然、耗丧生态”的西方类型（癌化扩散。这是生命史与人类史的最后阶段）。

…→生物圈（亿万生物）→智能生物（人类）→天道文明（天人合一）→人欲文明（征服自然）→…〔不久将来〕两种可能：

1.［继续西方主导］（直线）回归于“自然尘劫”｛人与生物圈之同归于尽?无生星球｝

2.［中国重新主导］（曲线）回归于“阴阳和谐”｛万物众生之命运共同体?世界大同｝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指出：“工业革命爆发以来，……（西方人）着魔地追求《创世纪》第1章向他们提出的（主宰自然）的目标。……既然化身于人性中的邪恶的贪欲已经用充足的技术力量将自己武装起来，这一高潮也许就是人类邪恶而愚蠢地将生物圈加以摧毁，从而将生命全部消灭。”

又说：“回归……是治疗我们这个病态世界的……唯一有效的方法。……从不和谐返回到和谐，……从阳回到阴。”“中国……是否能够成功地把传统的‘正题’与现代西方的‘反题’结合起来，创造出一个能够使人类免于自我毁灭的‘综合题’。”

（三）智能生物的“胜出”

人作为“智能生物”是生命星球的克星。人破坏了其赖以存在的星球家园，也就是自我毁灭。人会无所顾忌地打开科技的潘多拉盒子，从而肢解生物圈。越来越多的的物种灭绝，最终是地球劫坏，它不再适合于人和其他生命的栖息了——生命星球蜕变为无生命的宇宙尘埃。

但这只是最后的“突变”，而之前的生命史乃至人类史均大抵相反——自然对于人具有压倒优势，生死予夺。那就是：生命星球凭借“天造地设、艰难险阻”把人类分隔、分散在无数个狭小的“生态单位”之中；在此情况下，囿于地方环境的人群一旦“妄动”（包括“有为”或“创造”），就会变乱自家环境，否定栖居或生存。生命星球通过如此局部“放弃”，来遏制“人为”，也“无关宏旨、无伤大雅”；而且在大系统基本完好的情况下，假以时日，被损坏的部分都可以自动修复。这就是说，像西方这种征服自然的“文明”根本无从产生。

那么，什么样的“文明”能够长期立于天地间呢？万物众生的共存永续之道又是如何被打破的呢？

倘若西方及现代“智慧”能够创造文明，那么，智能生物伊始则就是径直毁灭。但实际上，在公元年之前，生物圈的“自卫系统”对智能生物——人欲人为人智人口——的遏止，还是相当有效的：稍有出格，便被扼杀。生物圈的局部或零星的损坏还多少得以修复。

但是，智能生物竟是“见缝插针、乘虚而入”——撕开了生物圈的防线！首先，“亚太季风水圈”是自然的“适度挑战”；在这里，人的有为在其“劳有所获”的同时或稍后，还能够恢复“生态平衡”，从而保证发展的可持续性，保持技术创新和积累。然后，在技术与文化的“接力、传递”的情况下，人类对自然的冲撞终于在生物圈的薄弱环节获得了突破；那就是，中国的发明与技术使亚欧大陆的西端——欧洲，成为人们连接东半球与西半球、从而成为占领生物圈的腹心的“海洋捷径”。

人已“战胜自然”？姑且不论这实质上是“先胜一局、后患无穷”，现在要问：人用什么办法做到的？答：只能是“正合奇胜”（迂回趁虚）这一孙子兵法式的普遍原则，而不是“正面对抗”（主客两分）这一西方或希腊式的愚蠢方法。在这方面，欧洲人只会事后贪天功为己有。

对于自然乃“两相冲突、单刀直入”，如此西方（希腊）的哲学与科学都是最近才出现的愚蠢思维，反映了幸遇“天时地利”、乘势“骤起发难”的西方人的狂妄心理。再说，西方也不可能原创科学与哲学，两者都是“道”的碎片的畸形膨胀。

（四）人的两种本能

人作为“智能生物”具有改变环境、改善自身的无限潜能，此乃人的“第二本能”。人秉赋两种本能：

Ⅰ.人作为一般生物的本能：饮食男女、生息繁衍、趋利避害、亲疏有别；

Ⅱ.人作为智能生物的本能：反克自然、无法无天、剖析大千、索取万物。

“第二本能”决定人的一切。人类社会的发展、科技、知识和财富都由它而来。然而，第二本能是双刃剑：造福亦肇祸——既是文明与进步的源泉，又是灾祸与毁灭的根由。

看一个民族有没有真智慧，不是看它的“第二本能”的成就（例如科技）有多大，多么发达；而要看它能否在文化上驾驭“第二本能”——调控“人的潜能”。

如果不能在文化上驾驭本能、调控潜能，纵然其文明、科技和哲学再怎么发达，那么，该民族也是没有真智慧，也是不能自我创造（文明、科技和哲学）；相反，它们仅仅是真正的原生文明的派生物，只不过幸遇“天时地利”、因而在适宜发展的环境中，绽放潜能而已。

如何开发“第二本能”（人的潜能）？古今迥异：

现代，由于海洋联通，人们可以利用“全球性生态”作为其平衡条件与牺牲代价，地缘优势的国家能够绽放潜能，收获正能量，纾解负能量。而地缘劣势的国家则很可能沦为前者的受害者。

古代，由于受制于地理环境，“双刃剑”对内（负面性难以纾解）。在此情况下，除非有“道的智慧”驾驭和调控之；否则，开发潜能就意味着自我毁灭，于是就以宗教禁锢之（那只能是原始停滞）。

所以，唯有中国才能原生文明、原创科技。

质言之，现代西方的一切——包括科学与哲学——都不外乎是“人的反克自然的无限潜能”（第二本能），这说明什么呢？

1.西方在古代一无所有：要么部落吞噬、生生灭灭，要么神权禁锢、原始停滞；

2.欧美文明及其所有方面都是华夏的派生，总源于“道的智慧”；

3.西方兴盛只是暂时现象（中华文明的爆发期与失控期），它既不兼容于古人所囿于的地方环境，也不会存在于地球村达到极限的未来。

（五）人与自然的关系

由“人的潜能、人的有为”是双刃剑（造福亦肇祸）这一性质所决定，人和自然的关系在近代之前和之后乃根本不同：之前是两者大致一体，不可对立；之后是主观客观分离，严重相克。后者凸显于西方及“古希腊”。

陆海丝路、技术传播、蒙古征服、郑和远航等开始联通世界，这使人类破天荒地可以利用“全球性生态”作为其平衡条件与牺牲代价，来支持他们的大有为、大发展。另一方面，由于地理优势的转移和中国文化的失控，自然的地位从绝对优势沦为“征服对象”。但从长远来看，人——主要是西方人——只是“先胜一局”。

近现代是天人关系的极危险的逆变期：人类征服和宰制自然，大有作为、大展宏图，而创造物质奇迹。再说，在利用“全球性生态”的条件下，人们绽放潜能，其负面（负能量）暂时也不会危及“有为者”（民族国家）本身。

近代以前，即在海洋时代之前，定居人群几乎不能向外纾解矛盾——不能把“负面性、负能量”转嫁出去；在此情况下，开发潜能或“人的有为”很可能是“自我否定、自我毁灭”。也就是说，古人必须“亲合于”自然（而不能与之对抗）。分为三种：

1.纯朴亲合，贴近自然，指中国之南的热带定居人群；

2.强制亲合，禁锢人性，指中国以西及西北的宗教区；

3.自觉亲合，起伏调和，指处于“中间地带”的中华圈。

前两种没有“人为”的余地。第三种例外：由于在客观上是“自然对人的适度挑战”（指中国的地理环境），再加上“道的智慧”（整体和谐、动态平衡）；所以在“天人之际”存在着自由空间，可供创造和发展，也就有了“科技与文明”。

据此推论：西方及希腊式的主客二分、针对自然的知识体系，不可能单独存在于近代以前；它只能是“道的智慧”的部分（道器合一、体用不二），之后分裂出来、表现于“西学”（传至西方，畸形膨胀）而已。

人，与其说是“自然之子”，不如说是“自然的顽童”；既叛逆，又离不开她——只想索取更多的乳汁。易道天道使人发而中节、发政施仁。然而，一旦被邪教诱导，人就会弑母（嚼噬其机体）。西方的教与俗（例如西方哲学）正是如此，如果它们得逞，大地母亲将不再厚德载物、厚生利用。但愿这次“过分叛逆”只是暂时现象，否则不堪设想。《易经》曰：“‘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

（六）自然的适度挑战

“适度挑战”是一切创新和突破的前提。

如上所述，生命星球（生物圈）具备有效的自我防御的功能。鉴于此，不仅“文明”无从产生；因为自然扼制“有为”，人对抗自然意味着自我毁灭。

倘若没有智能生物这一“肿瘤”，那么，生命星球则可以延年益寿、长生久视，从而顺利地走完她的许多亿年的“成住坏空”的大劫轮回。

那么，人和文明又是怎样产生的？

在数千万年前，喜马拉雅山的陡然隆起改变了生命星球的安逸状态。由此，在北纬30±°这个干燥地带的亚太一侧，出现了一个水圈，雨热同季，再加上不南不北、纬度适中，以及地形、气候与物种的多样性；这是独一无二的自然对人的“适度挑战”——人的有为可以在顺应或恢复生态平衡的条件下展开。所以，这里应该先后是人类和文明的诞生地（这里只讲文明）。

进而言之，中国是大自然或生物圈对人的“适度挑战”，这是独一无二的。最大海洋和洲陆，加上最高的山，形成了最大的有序循环、雨热同季的水圈，生物多样和丰饶；“人的有为”可以顺应自然规律而发展——变易“天道化生”，做到“利用厚生”。

相比之下：

第一，低纬度（热带），地表丰茂，生存简易，自然对人的挑战过弱；因而，人们缺乏动因，也没有必要品尝“文明”的福与祸。

第二，高纬度，阳光稀，地表贫，而且欧洲及地中海是“非时雨”（降水与植物生长期相反），所以“挑战太强”——若非宗教窒息“人为”，则不存在定居人群。

第三，中国以西——“季风亚洲、亚太水圈”之外——的干燥区（西亚、北非），亦是“挑战太强”。因此，中国以外的“泛西方”不可能有原生文明。

因此，在近代以前，即在全球财源资源（首先是西半球的）开始滚滚注入西方之前，亦即在人们差不多全然依靠区域地表资源的往昔；欧洲最为贫瘠，也不可能有如何发展。再说传统的发展在文化上，必需“动态平衡、整体和谐”的智慧（“道”），否则便是自毁家园、自取灭亡。何况对于旧欧洲是以“神权禁锢”防止人为和人智。

希腊地区及大部分地中海沿岸是土薄多石、崎岖不平、碎片隔阂，在国际分工的近现代可以因地制宜地种植经济作物，但在古代则不可能提供基本的生活资料。

图：北纬30±°地带，原先全被“行星风系”所控制，属于干燥区，因而不可能出现文明。但出现一个“意外”，那就是青藏高原之“突然隆起”（世界屋脊），它造成最大的海陆季风水循环圈。这构成了文明诞生的前提（除此之外，文明发生和发展还需要其他许多条件）。

图中号码说明：

1.最大水圈、不南不北、生态多样、地形复杂，是自然对人的“适度挑战”，有可能产生文明。

2、3.（东南亚和南亚）水圈。由于人贴近自然，挑战太弱，生存简易，缺少动因，不可能原创文明。

4、5.洲洋水圈之外、北纬30°地带的干燥区；生态贫瘠，人与人、人与自然皆严重对立，不可能产生文明。所谓的古代“埃及文明”和“两河文明”（苏美尔、巴比伦等）及“印度河文明”，都是被伪造的。

6、7.地中海—欧洲地区：高纬度、阳光稀、非时雨（降水与植物的生长期相反），因而地表贫瘠，人与人、人与自然皆严重对立，若非宗教禁锢，不会有定居人群，所以在其受到中国影响之前，只能是原始停滞。

所谓的“古希腊、古罗马”都是被伪造的。

（七）原生文明的发祥

初民有一段漫长的“静态和谐”与“简朴佳境”。然而随着人口的增加，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皆变得紧张；于是，原先的理想状态就走向反面了。

韩非子曰：“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

虽然“文明”由此紧张而来，但其几率也是极小的。

在不同的自然环境里，由人口增加所导致的天人及社会矛盾的紧张程度，都是不一样的：就东半球而言，在低纬度区域（热带，地表生物量大）不那么紧张，越往北则越紧张；另一方面，在“亚太水圈”之内，靠海的一面不那么紧张，越往西——尤其是距离“亚太水圈”越远的地方——则越紧张。

文明的发祥地应该是“适度紧张”（适度挑战），不紧张和太紧张都不会原生文明；如此“适度紧张”当为上述南北线和东西线的交叉处，亦即，在“亚太水圈”之内的某个内陆地区。

——这就是说，世界上只有一个原创文明，那就是中华文明；而其他所有“文明”，都是基于这个“母体”塑造或伪造的。

进而言之，喜马拉雅山与太平洋之间的地质、地理与气压、气候等因素的作用，形成了最大的海陆水循环圈，这里是绝无仅有的“自然对人的适度挑战”：雨热同期，四季分明，地形、气候及生物均是多样性，它就给“人为”提供了颇大的余地；再者，它是“中间地带”，便于“中庸中和”的文化调节。

杜佑《通典》曰：“覆载之内，日月所临，华夏居土中，生物受气正。其人性和而才惠，其地产厚而类繁，所以诞生圣贤，继施法教，随时拯弊，因物利用。”

《周礼·地官》论“地中”：“日南则景短，多暑；日北则景长，多寒；日东则景夕，多风；日西则景朝，多阴。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然则百物阜安……。”

在这个“适度挑战”区块居住的人群中间，出现了圣人；他们发明文化，运用“道的智慧”进行三才互动，变易化生、利用厚生，并且确保动态平衡、整体和谐，由此，才有可能启动、推动文明与发展。

（八）“古今之变”的意义

司马迁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现代阶段，人与自然的主从关系被颠倒。幸遇“天时地利”的西方人开始轻蔑自然，疯狂宰制和征服之。例如一句名言：“我们不能等待自然的恩赐，我们要向自然索取。”起先是“以神壮胆”（虚构出亵渎自然的《创世纪》），再是挪用中国思想与汉语概念而炮制出西方及希腊的哲学与科学（理论部分）。所谓的“创世纪”及上帝中心主义与“古希腊”及人类中心主义，都应该是年之后出现、更晚形成系统的。历史中国的发展遭遇国土生态与亚太地理的双重瓶颈，其“正能量”被“负能量”所压倒，因而天灾人祸与内忧外患愈益深重；于是，文明的“内在张力”通过战争与和平，而向外冲荡。随着陆海丝路、四大发明、蒙古征服和郑和远航等，开始联通世界；“天下”越来越大，中华文明的影响正在全球性地展开。在—年郑和远航、开始联通世界之前和之后，是截然不同的。这是理解我们的总命题之关键。第一、在近现代，人类破天荒地利用“全球性生态”作为平衡条件与牺牲代价，支持其大竞争、大发展；尽管从总趋势看，此乃“以空间换时间”，而通向“人与生物圈同归于尽”（暂且不说这个不堪设想的后果）。在被中国所开辟的海洋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里，西方及日本都是受益者（具有“海洋地缘”的战略优势），而中国本身和其他洲陆则都是受害者；但到21世纪开始逆转：“洲洋枢纽”（中国）反克和淘汰海洋霸权。第二、近代以前，自然占优势，人受制于地理环境，天人相与（人与自然和谐，而非斗争）是直接的生命攸关；再说，囿于陆地的古人也不能通过向外疏解矛盾，来释放其自身潜能，从而获得“正能量”（建设性）。倒是相反：在古代，开发人的潜能（双刃剑）则基本上意味着自毁家园、自我毁灭。唯一例外的是，在“自然对人的适度挑战”的中国，在“道的智慧”（整体和谐、动态平衡）的制导下，稳妥作为，才会有发展和文明。尽管在物质程度上，传统中国远不像今天这样的“极大丰富”；但两者是“一元合分”：华夏派生了欧美及现代文明！

图解“文明的大爆炸”。近两百年犹如“万象更新、春花怒放”的世界文明从何而来？它是破天荒的天人关系被颠倒所导致的“裂变效应”。它之所以发生？是缘于这样一对因果关系：

1.从客观条件来说，则是人类首次有机会利用“全球性生态”作为平衡条件与牺牲代价，来支持其大竞争、大发展；

2.从人的主体来说，应为“人的有为”——人作为“智能生物”所具有“反克自然”的无限潜能——的极大解放与绽放。它带来了人欲、人事和人口的大爆炸，特别是物质文明（科技、产业和知识）的大爆炸。

中华文明“从量变到质变”，方有上述全面爆炸（裂变）。因此，凡是与现代西方同构的它的传统、历史或“古代文明”，都是虚构的。

（九）《易经》的有序运动

凡能正常维持的社会与发展都是“有序运动”（社会危机或动乱则为“无序运动”）。然而，现代或西方的“有序运动”几乎全是有条件的，即：对内“有序”（理性），对外“无序”（非理性——牺牲外部世界与地球生态），后者是前者的存在的条件。

近现代西方对外制造“非理性”是有目共睹的：殖民扩张、灭绝土著、贩卖黑奴、鸦片战争、瓜分非洲……；达到世界领土的极限则其内部的“有序”变“无序”——世界大战与革命；进而，从今往后，一旦达到地球环境的极限则为“人与生物圈同归于尽”。

质言之，现代或西方的“有条件的有序运动”只是历史长河中的“最后现象”。

回顾历史，自从15-16世纪的海洋联通以来，人类破天荒地可以利用“全球性生态”作为其平衡条件与牺牲代价；幸遇“天时地利”的民族绽放潜能、纾解矛盾，而地缘欠佳的民族则沦为受害者。

近代以前的世界乃完全不同：由于地理的限制，定居人群囿于自身的生态环境；它不支持“有条件的有序运动”——“动”则意味着自毁家园、自我毁灭。往古之“动”，要么是（无条件的）“有序运动”，要么是“无序运动”（战乱毁灭）。除了中国及其影响范围能够做到相对的“无条件的有序运动”，而其余世界——尤其是西方——则几乎全是通过宗教来恢复或保持“原始静态”。

无条件或真正的“有序运动”发轫于和原创于《易经》，而它所展开的社会实践则是相对的有序运动，体现于“周期律”；这是历史上人类社会发展的主旋律，却被今人所误解（执著于它的负面）。

也就是说，唯一和元一的有序运动在古代中国：

“唯一”指绝无仅有的社会运动模式——在维护或恢复“人与人、人与自然之双重和谐”的前提下的运动。所以英国哲学家休谟说：“中国儒士是宇宙中唯一有规律的自然神者。”何能如此？因为在文化主体上是“道的智慧”（动态平衡、整体和谐）。

“元一”指《易经》的原动力，它是古今世界的真正的启动者。所以在现代早期，莱布尼茨等西方学者承认：“《易经》揭开了人类文化的神圣计划”；它是“一切创造力的源泉”（thesourceofallcreativity）；它也是“所有种类知识的源头”。

因此，鉴于古代文明只能是“无条件的有序运动”（人与人、人与自然皆和谐）；故而，所谓的西方“古老文明”（埃及、两河）和“古典文明”（希腊、罗马）等都是虚构的。

（十）发展史的主旋律

任何发展的全过程都呈现“周期律”。被西方和西化学者们所揪住的“中国历史周期律”，只是负面；他们不提、也不懂它的正面——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一叶障目，一曲之士！

所谓的“中国历史周期律”，我们应该理解为一种相对平衡的有序运动和起伏间歇的持续发展（包括剧烈失衡与神奇恢复），此乃真正文明的轨迹；它是《易经》爻卦周期的实践和展开，体现了人类的最高智慧。

换句话说，人类的技术、知识、发展、文明……，凡此，构成人类社会运动的正面的主要内容。其正面与负面的合乎规律的展开，即呈现出“周期律”。由于受到西方中心论的蒙蔽，现代人只看到周期律的负面，而忽视其正面；只看到它的传统性与国别性，而忽视其普遍性与现代性。来看一下世界历史的脉络，一分为二：

中华圈内/“道”（文化）调节人为→发展型的大起大落。这是周期律。大落之际是文化失控又恢复。

其余世界/“神”（教派）窒息人性→原始性的生生灭灭。这是自然律。受文明刺激的族群则大冲突。

周期律的理论原型是《易经》六十四卦，实践起来却参杂太多的偶然性与非理性；尽管如此，它不失为一种纯正的“有序运动”（阴阳替进）。在一个有限的国土环境里，不断变化的技术、人口、心性、资源、生态、政治和华夷关系等因素及其正面与负面，交相激荡，迅猛并发而崩溃；负能量释放殆尽，文化作用方能生效，再开始新一轮周期。

进而言之，用技术来缓解人口与资源的矛盾，却潜藏更大的失衡，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爆发。现代的大发展是“以全球性生态作为其平衡条件与牺牲代价”，这与往昔囿于地方生态的“小发展”，不能同日而语；但两者既是因果关系，又是“从量变到质变”。

由于蒙古征服与郑和远航等开始联通世界，天人关系（人与自然）就被颠倒；于是，“中国历史周期律”在经济层面上，变迁为资本主义周期。

在19世纪，由于地理扩张、从而“市场平面扩张”，资本主义长足发展，表现为大约每十年一次波动，却以频繁发动战争为“杠杆”。

20世纪上半期，由于地理扩张达到极限、从而“世界市场固定”，周期表现为非理性和大冲突（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

20世纪下半期，西方通过深掘生态的“消费革命”，而使世界市场“立体扩张”；资本无往不利，周期利而不害，但这也是暂时现象。

（十一）物质文明的爆炸

因为陆海丝路、技术传播、蒙古征服、郑和远航等开始联通世界，人们破天荒地可以利用“全球性生态”作为其平衡条件与牺牲代价，来支持他们的大有为、大发展；于是，中华物质（技术）文明“从量变到质变”——科技、经济、人口、知识和信息等多重“爆炸”（井喷）。

至于在何处发生“爆炸”（井喷），那并不局限于发祥地或原创国，而是看当时哪里是“全球通衢”。另一方面，世界联通也使地理优势从亚欧大陆的东面，转移到其两端的“海隅”（大岛或半岛），而欧洲则成为连接东、西半球的捷径。这样，西方就成了中华物质文明的接力者，亦即成了新时代的冲刺者。

尽管如此，西方不能直接接受中国技术与文化，从而变成“天下文明”中的新成员和生力军。17世纪中叶以前，中国技术在欧洲所发挥的作用，不是“正能量”（建设性），而是“负能量”（破坏性）；后者半为殖民扩张、灭绝土著，半为欧洲内讧、人神火拼（三十年战争死人千万）。幸亏传教士引进儒学加以拯救，掀起启蒙运动，完成转型：神的社会→人的社会（世俗化、文明化）；这样，西方方能通过复制中国来塑造自身（包括西方伪史）。因此，经过两百多年“中国化”，再依靠最佳“地缘政治”，西方便站在“历史巨人”的肩上而登峰造极。

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共产党宣言》

然而从长远来看，地理优势（地缘政治）及其所决定的发展中心都会改变，其总趋势则为：

历史中国…→19世纪欧洲→20世纪美国→21世纪中国

参考文献

HegelsknowledgeofthethoughtofLao-tzuandTaoismlargelycamefromtheworksoftheFrenchsinologist,Jean-PierreAbel-Rémusat(–)…….HegelmetAbelRémusatinpersonduringhistriptoParisin.InhisLecturesontheHistoryofPhilosophyHegelrefersexplicitlytoAbel-RémusatsMémoiresurlavieetlesopinionsdeLao-Tseu.”……triestomakethecasethatLao-tzufirstgaveexpressiontodoctrinesthatwerelaterknownamongancientGreekphilosopherssuchasPlatoandPythagoras.Moreover,HegelclaimstohaveseenmanuscriptsortranslationsoftheworksofLao-tzu,whenhevisitedViennain.”[JonStewart:HegelsInterpretationoftheReligionsoftheWorld,OxfordUniversityPress,,p.6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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